英语论文网

译汉时会习惯性地采用归化手段 ,而在汉译英时其译作中或多或少总会显露出异化的痕迹。从某种角度说 ,这也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目的语的驾驭能力— — — 中国译者驾驭英语的能力远远不及母语为英语的英美译者那么得心应手。 ” [3 ]      究其原因 ,一是译者对自己外语的掌握程度并不真正了解 ,或刚刚学了点外语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二是外语教育的失误 ,建国后我国的外语教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也走了不少弯路 ,如曾经一度过分重听说、轻读写 ,重语言形式、轻文化、文学教学 ,严重影响了学习者外语水平的整体提高 ,像上世纪初某些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 ,目前已经很少了。
     (三)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翻译目的会影响译者对归化和异化手法的选择 ,这在前面讨论原作文本类型对译者归化和异化选择的影响时已谈到。因为不同的原作文本类型是由原作者的写作目的决定的 ,而不同的原作文本类型又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目的 ,如对于非文学原作和部分文学原作(如侦探小说、政治小说等)来说 ,译者的目的和原作(或原作者)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即或向读者提供信息 ,或使读者按照指示行事 ,或侧重故事情节的发展等 ,在这种情况下 ,译者对归化还是异化的选择多是较为固定的。然而 ,也正如前面所述 ,对于复杂的文学翻译 ,译者有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自由性 ,当然这种自由性是相对于非文学原作的翻译而言的 ,因为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毕竟还要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面对同一原作 ,不同的译者表现出不同的翻译目的 ,从而导致不同的译者对归化和异化手法的不同选择。值得注意的是 ,这时所谈的译者的目的已不是针对原作(或原作者)的目的而言 ,而是指译者之间翻译目的的差异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很明显 ,翻译的目的不同 ,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就不一样。文学翻译的目的可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但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文化传真为目的 ,尽量保持原作的异国情调(包括语言和文化) ;一是以译文的可读性强为主要目的 ,尽可能地为译文读者扫除阅读和欣赏译作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障碍。以前者为目的的译者多采用异化手法 ,使译文向原语靠拢。如众所周知的杨宪益夫妇译的《红楼梦》就有较明显的异化的倾向 ,这除了与前面所讲的原作的文化关联程度较高有关外 ,恐怕是译者更主观、更自觉的翻译目的对异化译本的产生起了决定作用。而以后者为目的的译者多采用归化 ,使译文向译语靠拢。如有一种 “竞赛论” 者便是以译文的可读性强为主要目的 ,持此论者认为 ,译者应当充分发挥其译语优势 ,使译作能够超越原作 ,因此自然会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当然这里所讲的归化和异化手法多是译者的一种倾向 ,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很少有译者是完全用归化手法或完全用异化手法来进行翻译的。
      (四)译作读者的水平。译者对归化和异化手法的选择还受到译作读者的影响 ,这一点在以上所讲的译者的翻译目的时已涉及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 ,译者作为译作的作者 ,其翻译行为必然受到译作读者的影响 ,更确切的说 ,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译作读者的接受水平。鲁迅在讨论直译方法的使用时曾谈到译作读者的分类: “甲 ,有很受了教育的;乙 ,有略能识字的;丙 ,有识字无几的。 ” [4 ]因此他主张 ,书若是译给甲类读者看的就可以 “宁信而不顺” ,换句话说 ,就是要用异化的手法来翻译 ,这里既指语言形式的异化 ,也指文化的异化。按照接受理论的观点 ,译者在进行二度创作时要考虑到译作读者的审美期待 ,译者的期待视野要尽可能地与译作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起来。由于不同译作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同 ,译者也必须调整自己的期待视野以期满足不同层面的读者的审美期待。例如 ,同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 ,朱生豪和梁实秋的翻译风格就不同 ,从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看 ,原因之一也许是他们各自心中的读者不同而引起的对归化和异化手法选择的不同 ,虽然这种选择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从译作的可读性来讲 ,毕竟归化的翻译要胜过异化的翻译 ,纵观中外20 世纪以前的翻译实践史 ,可以看出归化的翻译要明显占上风 ,虽然翻译理论史上一直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之争。另外 ,从发展的角度看 ,译作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特别是随着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 ,译作读者的审美期待视野会不断扩大和丰富起来 ,译作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会不断增强 ,这样异化的翻译就可以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因此也就为译者在翻译中实施异化策略提供了可能。
    (五)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强弱。这涉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划分标准问题 ,一般说来 ,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多是以该文化所属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弱为划分标准的。然而 ,有时对两种文化的强弱判断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Even - Z 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 ,归化还是异化的选择与其说是译者的个人行为 ,还不如说是由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所处的特定状态和地位决定的[5 ]。具体到文学翻译中 ,则存在两种情况:其一 ,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 ,译者一般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这种情况的异化又有常态异化和异态异化之分。常态异化如公元前三世纪初罗马征服希腊后 ,由于希腊文化发展程度高于罗马文化 ,罗马开始对希腊文化进行大规模的移植和继承。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因为许多文化在其形成初期或转型时期几乎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异态异化则是走向了异化翻译的极端 ,表现为全盘吸收原语文化 ,而不顾译作读者的接受能力如何 ,这样的异化不常发生 ,一旦发生 ,其结果则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其二 ,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 ,译者多采用归化策略。这种情况的归化也有常态归化和异态归化之分。常态归化如英语文化在 17 世纪前通过异化手段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 ,17世纪后随着英语文化地位的不断上升 ,虽然其还在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 ,但不管在广度上还是在强度上都有所减弱 ,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则更多地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满足本土读者的需求。异态归化的情况如前面例子中的罗马文化在由弱势文化变为强势文化后 ,罗马人开始 “以胜利者自居 ,一反以往的常态 — — — 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 ,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 [6 ]。虽然也有学者认为 ,罗马人在翻译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反常行为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对文学翻译还没有形成全面、严谨的认识 ,以至混淆了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关系[7 ]。     然而以上两种情况也是就一般而言 ,并且需要有个前提 ,即译者须是译语文化中的成员 ,因为如果译者是在原语文化一方 ,讨论的结果可能恰恰相反 ,因此也就出现了与上述两种情况相反的情况:其一 ,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 ,译者有时也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这主要是受所谓的 “民族文化主义” 的影响 ,如晚清时期的近代中国虽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较之于西方存在明显的弱势 ,但由于其五千年的文明史 ,许多人对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并不买账 ,表现在文学翻译中 ,多数译者都采用了归化的译法 ,形成了晚清时期风行一时的意译风尚[8 ]。林纾、苏曼殊、傅东华等人归化的文学译作暂且不说 ,就连介绍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严复在其翻译作品中也表现出很明显的归化倾向 ,尽管严复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所译成的充满桐城派气息的归化译文 ,其针对的读者群是当时的士大夫阶层 ,而不是后来的瞿秋白所指的 “普罗大众” 。其二 ,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 ,译者有时也用异化的策略。明显的例子如美国诗人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并没有依附美国诗歌的写作传统 ,而是完全按照中国古诗的句法结构来进行异化翻译 ,从而引起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比如他将李白的诗句 “荒城空大漠” 译成 Desolate castle ,the sky , thewide desert 这种在当时美国诗歌中少见的意象并置结构。此外 ,当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强弱相当时 ,译者对归化和异化手法的选择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并且这种复杂性多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
  &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