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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决定采用异化还是归化的手段时,应做到既照顾译文读者的需要,又要尽量保存原文特色,既满足传递信息的目的,又尽量兼顾再现原文风格的需要。异化与归化优势互补,完美结合,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译文。翻译界中异化与归化之争由来已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source language)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的异化(alienation)派,强调突出原文之“异”,即语言和文化之异。此派乃以美籍意大利学者Venuti为代表。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target language)或译文读者为归宿的归化(adaptation)派,强调以读者为中心,看重译文与原文信息的自然对等。此派乃以美国语言学家Nida为代表。异化与归化之争,或实质上的直译(metaphrase)与意译(paraphrase)之争,笔者在此姑且不论谁是谁非,笔者愚见,异化与归化并无优劣之分,都有存在的必要。在实际翻译中处理众多的文化因素时二者都有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文化的交流、信息的传递乃翻译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者就应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以达到信息传递的最优化。在本文中,笔者对比研究了大量异化与归化的译例,并对异化与归化的互补问题进行了初步剖析。一、直译与死译异化或直译,著名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又称之为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运用异化,源语的文化信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然而,异化或直译绝不是简单的词对词的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从armed to teeth到武装到牙齿,从honeymoon到蜜月,从horsepower到马力,从纸老虎到paper tiger,这些都是词对词的直译,理解上绝没有问题,但是简单的词对词翻译常常会变成死译、硬译,根本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化。正如俄国诗人普希金说的“:奴隶式的忠诚,常常就会变成奴隶式的背叛。”且看下例: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在中国生活的时间相当长,可谓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但是在她翻译的《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中,不知何种原因,也许对原文的理解有误,也许想在英译中保存中文原著的风格,总之在英译中她犯了不少死译的毛病。“三四个筛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乱,搬东搬西”这句话出自《水浒传》第9回。赛珍珠的译文是:But these serving men were so busy,their hands and feet were all inconfusion,and they were moving things hither and thither,east andwest.“手忙脚乱”即是“忙乱”,译成busy完全足够“,搬东搬西”指的是“东西”,意即“物件”,和方向毫无关系。赛氏将“手”“、脚”“、东”“、西”悉数译出,非但没有传达出原文神韵,反而成了画蛇添足。在翻译中我们当然应当避免犯死译的毛病,但同时应该看到我们的前辈翻译家们在运用异化手法时有颇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堪称异化手法的英译典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句被译为“He who is not afraid of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dares to unhorse the emperor.”“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论联合政府》)被译为“Running water is neverstale and a door hinge is never worm-eaten.”译文一目了然,明白清楚。“吃一堑,长一智”的译文“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your wit”,以及“三个牛皮匠,合成—个诸葛亮”的译文“Three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2mind”,均为钱钟书先生的妙笔生花之作,堪称异化中既完美地传达了原文信息又极佳地保留了源语文化特色的典范。又如“,纸老虎”一词直译为英文“paper tiger”后逐渐在西方世界流传开来,如今已经被各种英美出版的正规辞典收录,成为了英语的一部分。这—直译确实贴切、具体又形象。二、意译与有效传达源语文化信息归化或意译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包含文化形象的转化,从而可以传达出原文的语用目的,译出隐含意义(connota2tion)。以“龙”的翻译为例。“龙”在汉文化中,充满尊严与神力,倍受大众推崇。在封建时代龙还是皇帝的象征,皇帝乃真龙天子。我们中华民族也称自己是“龙的传人”。相反,“龙”(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一只巨大的蜥蜴,长着翅膀,身上有麟,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类似于恐龙世界中的翼龙形象。“dragon”乃罪恶的象征,西方人提到“drag2on”,很容易联想到魔鬼与邪恶力量。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直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肯定在理解上会出现偏差。所以可考虑归化译为“to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则恰如其分地传达了源语的文化内涵。所以,我们所称的“亚洲四小龙”,译为“Four Tigers”而不取“Dragons”,正是考虑到这种文化上的差异,tiger的形象在英语中才和龙在汉语中的形象接近。　　三、异化与归化译例的对比剖析虽然以上举了不少异化与归化的优秀译文,但不可否认的是,异化与归化有各自无法避免的缺陷,在实际翻译中总是有异化比归化或是归化比异化更为恰当的时候,简单化便有可能导致过度化。这里笔者试以曹雪芹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英译为一例证。《红楼梦》①的全译本现在有影响的主要有二 ,一为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译本(简称霍译本)②,一为杨宪益、戴乃迭夫妇(Yang Hsien-yi,Gladys Yang)译本(简称杨译本)③。两个译本都是相当成功的,这已有定论。不过两家译者在处理源语文化信息时基本上是两个倾向:霍译遵循以归化、意译为主;而杨译基本上以异化、直译为主。需要指出的是,从来没有一篇译文全盘归化或是全盘异化,两家译者也是这样,只是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主要采用了一种手法。杨译为了使英美读者了解更多中国文化,因而尽量保留源语文化色彩;而霍译则是为了取悦读者,让他们从轻松顺畅的阅读中得到享受。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两家译者的做法有差别,这本也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在归化与异化、意译与直译问题的处理时,两家译者在“度”的掌握上或多或少犯了一些失衡的缺憾,归化过度或是异化过度,不得不在此指出。我们知道,颜色词的文化联想(cultural association)在不同文化有不小差异,中文和英文因为文化背景不同,颜色的文化联想自然就存在差别,翻译中的处理当然就有讲究。在《红楼梦》中,颜色词众多,书名中便有。且看对书中“红”的处理。笔者认为,霍译有失偏颇。霍译在很多地方将“红”归化为西方人较为喜欢的“绿”,因为红色在西方人的概念中大部分时候与流血相联系。霍氏将“怡红公子”译为“GreenBoy”“,怡红院”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殊不知怡红院的基调是“红”色(海棠花),而林黛玉所居潇湘馆的基调为“绿”色(翠竹),二者对比,暗合“红男绿女”。他翻译书名时回避“红楼梦”而取“石头记”,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又忽视了红色在中国文化里和吉祥喜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忽视了红色与《红楼梦》、与贾宝玉不可分割的关系,忽视了红色在这部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暗示。杨译本的做法相反,均采用直译,没有简单地归化了之。“红楼梦”译为“A Dream ofRed Mansions”,“怡红快绿”译为“Happy Red and DelightfulGreen”,与原文契合。同时“,潇湘馆”译为“Bamboo Lodge”,“怡红院”译为“Happy Red Court”“,潇湘妃子”译为“Queen OfBamboos”“,怡红公子”译为“Happy Red Prince”,绿红相对,才完全再现了原作者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