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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古典文学巨著，其语言精辟，但理解难度较大，尤其是体现浓厚汉文化的习语的翻译给中国的翻译者造成极大困难，但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英译版本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本。译者们在翻译带有文化特色的习语时势必探悉负载其中的文化信息及英汉习语的对应语义关系。本文比较分析《红楼梦》两英译本中的习语翻译，从而例证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是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只要达到功能对等、不影响本土文化信息的传递就是成功的翻译. 一所谓习语，一般都有固定的结构，其结构也含短语和句子，在人们长期、广泛的运用中已成为一种表达某个思想、某个含义的定型语素组合。L．P．史密斯在《词汇和习语》一书中说：“我们最好的习语和最好的词一样，不是产生于图书馆、会客厅或华丽的剧院，而是在工厂、厨房和农场里产生的。”这说明习语是人们在劳动时间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思想结晶，它们主要来源于生活。另外，它还来源于神话故事和历史典故。它们具有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比喻有趣、意义含蓄等特点，且具有多种修辞特点，运用它们能使文章精巧、洗练，有表现力。翻译作为语际交流的手段，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信息的转换模式，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土壤，二者密不可分。《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采用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浓厚的习语，要想准确地译出这些文化负载词的文化底蕴绝非易事。杨宪益夫妇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现从尤金·柰达(Nida，E A)的功能对等的角度对杨和霍克斯两译本中的部分习语翻译进行对比分析，探其是否如何成功传译文化信息。杨宪益夫妇旨在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汉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并且他们多采取语义翻译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也非常明显，即取悦于译文读者，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而他即多采取交际翻译的方法。二所谓忠实表达原文意义，应指忠实表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三方面。但是，并不是原文的每句话、每个习语、词汇都同时具备三种意义。尤其是，任何两种语言文化都不可能完全对等，要把原文中的三种意义全部再现于译文常常是不可能的。其中，隐含意义，也就是原文意欲表达的意义是最重要的。第一，用英语中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都相近的习语直译汉语中的习语是最好的翻译方法，因为两者在源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中对读者所引起的反应是相似的。在译入语中找到“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又不损伤原有的文化元素，是最理想的翻译境界。如以下译例。 1)“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到了靠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 “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voll 90)． 2)“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 wife carl’t cook a meal wi thout rice”(voll．344) 英语国家的读者所熟知的谚语是“Man proposes，God disposes．”杨译本将“God”一词换成佛教用语“Heaven”，译出了的民族文化的内涵，也符合译入读者的理解习惯，并且在上下文中也出现了“Buddhism”，改用“Heaven”也保持了译文的整体性，实为神来之笔。例2)中的rice反映了中国人主食为米饭的饮食习惯，而不是符合西方人口味的bread，成功地将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介绍给西方读者，并且读者在理解方面由于housewife和cook的出现也没有太大的困难，不至造成误解。英国大散文家斯威夫特(J．Swift)的精到之言“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不仅对写作，对翻译习语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某个特定词的恰当使用将使整句译文增色不少。第二，东西方具有截然不同的宗教文化习俗，这决定了同一形象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隐含意义是不一样的，因而，译者在翻译承载深厚文化底蕴的习语时必须得考虑隐含意义，否则，必然达不到在源语和译人语读者中引起相同反应的效果，传递不了本土文化信息。下面是杨译本中有待斟酌的两个译例。 1)“一龙生九种，种种各别。” “A dragon begets nine offspring，each one different．” 2)“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Girls are made of water，men of mud．” 例1)中出现了“龙”这个和华夏民族紧密相连的形象。龙向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华夏子女皆是龙的传人，它很容易让中国读者联想到国家、帝王、吉祥富贵、繁荣昌盛之类的词。而在英语文化中，龙则是“amythic animal usu．represented as a monstrous wi nged and scaly serpent with a crested head and enormous claws”(Webster’s Ninth NewCollegiate Dictionary)，在人们印象中是“凶狠，好斗”的。同一形象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隐含意义大相径庭。而杨在译该句时可能只考虑了引人中国文化而忽略了该词不同的隐含意义。在汉文化中有“女儿似水”的说法，并且让人想到女子的温柔似水，而男子在宝玉的眼里全是些“渣滓浊沫”人不了眼的，因而是用泥做的。但是硬用water和mud直译，让英美读者着实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正如前文所说，在翻译忠实的原则下，三种含义中隐含是最重要的，应当首先考虑。第三，语言是交际的手段，所以使用语言首先是为了交流，语言翻译也不例外。当很难在译人语中找到合适的对等时，则只能使用交际翻译来传达其在原著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实现对原著的忠实。由于霍克斯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多采取交际翻译的方法，因而在交流方面略胜一筹。看以下译例。 “因骂入画‘糊涂脂油蒙了心的’．” (杨译)“She scolded Ju—hua for her stupidity，saying eating too much rich food had addled her wits．” (霍译)“Stupid creature!” 很明显，该句是用来指责入画，是骂人的话语。而杨译为了保留原著的字面意思则显得过于冗长而拗IZl，不适合于骂人的场合。并且，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好东西吃多了会让人糊涂。相比之下，霍克斯仅用两个英文单词现得简洁而又有力度，并且不留一点误解的余地。这时，交际翻译强调的是力度是交流而不是纯粹的传达原著的字面意义，尽管没能译出文化，但他在此成功实现了功能对等。第四，由东西方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种种“文化缺省”现象不可避免。在《红楼梦》这样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时，译者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因而也不难发现，杨宪益夫妇在翻译时也采取了淡化“文化缺省”的方法。如“物贵相离”在文中是用来表明黛玉远离家乡而收到来自家乡的礼物时的复杂情绪。杨译本没有将该句直接翻译出来，而是通过上下文表明该层含义。而霍克斯将其译成“The farther from home，the more precious the object．”，尽管读者都能理解，但略显多余。像这样的例子，在杨译本中仍可发现，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如果很难翻译其文化和隐含意义，并且勉强翻译又不尽如人意，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不如不译。第五，尽管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分别采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方法，但两译本在习语翻译方面仍有共同之处。如： (1)“与人方便，自己方便”“He who helps others helps himself．” (2)“瘦死的骆驼比马大”“A starved camel is bigger than a fat horse．" (3)“登高必跌重”“The higher the climb，the harder the fall．" (4)“有其主必有其仆”“Like mistress，like maid．” (5)“山高高不过太阳”“The highest mo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