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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传统的翻译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
疆域,译者———译语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张扬。文章拟从传统的作者———源语中心论到译者———译语中心论翻译观的视角,对翻译主体———译者文化身份的嬗变进行理性思考,阐明译者如何从传统译论中的“隐形人”、“奴仆”、“画家”成为当代译论中的“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改写者”、“吞噬者”等等。
　 　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和跨时空的复杂活动。纵观中外的文化翻译发展史,人们不难看出,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大多命运坎坷,地位荣辱浮沉,身份褒贬不一。由于受当时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变化以及译者禀赋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译者的翻译理念和文化心态也在发生着隐变或显变。传统的翻译理论突出了作者———源语中心论的理念,而译者则成了“隐身(形)人”、“奴仆”、“模仿者”、“舌人”、“传声筒”。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理论的文化转向,为传统的翻译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译者———译语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甚至成为源语文本的“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改写者”和“吞噬者”。本文拟从作者———源语中心论到译者———译语中心论的视角,对翻译主体———译者文化身份的嬗变进行探讨。

　 　一、作者———源语中心论语境下的译者身份

    “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是17世纪法国杰出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 1596—1660)的一个著名命题。正是这句经典名言肯定了人是认识和思维的主体,欧洲哲学才以此为重要标志,开始了从以本体论为重心的古代时期向以认识论为重心的近代时期的转向。“我思”强调的是作为思维主体的人,一个具有先验理性的人[1]。“在这里,‘自我’不仅作为‘表征’的舞台,而且在整个‘表征’过程中,它都必须始终处于绝对的、主宰的地位,而‘语言’则仅仅是自我的工具,受自我的支配,被用来表达和再现自我的思想。”[2]这实际上等于确立了语言是世界的表征,语言与所指事物合一这样一种语言观。语言、意象、表征是三位一体的,语言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它表现的只是充分的表象功能。在这种语言观的支配和统治下,文本的作者被抬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作者意图成为意义的本源和终极的参照,语言成了表达作者个人意图的透明工具,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图的忠实记录。阐释学(Hermeneutics)又称“解释学”、“诠释学”,它起源于古希腊,19世纪以德国基督教新教哲学家兼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为代表的传统阐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的意向或思想,而理解和阐释就是重新和重构作者的意向或思想[1]。
     在翻译研究领域里,在作者———源语中心论的理念下,在工具论语言观的指导下,翻译的宗旨就是再现作者原意,翻译的最高标准就是忠实原文文本,而文本的意义正是作者意向、思想和精神的充分再现。卞之琳恰如其分地说道:“原作者是自由创造,我们是忠实翻译,忠实于他的自由创造。他转弯抹角,我们得亦步亦趋;他上天入地,我们得紧随不舍;他高瞻远瞩,我们就不能坐井观天。”[3]为了不折不扣地理解和表达作者的意图,译者的文化地位被边缘化(marginalization)了,译者的文化身份被隐形化了。译者被赋予了种种地位卑微的称号和角色。
     1.译者的“隐形人”身份
     译者的“隐形人”身份决定了译者不着痕迹地再现源语文本的精神实质和风格韵味。也就是说,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见不到译者的存在,即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所指的“不可见性”(invisi-bility)。韦努蒂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The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开宗明义地借用诺曼•夏皮罗(Norman Shapiro)的话来阐明译者在译文中的“不可见性”:我认为,译文应力求透明,以致看起来不像译文。好的翻译像一块玻璃。只有玻璃上的一些小小的瑕疵———擦痕和气泡。当然,理想的是最好什么也没有。译文应该永远不会引起读者感到他们是在读译作。(Venuti:1)     夏氏的一席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论异曲同工。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曾论述道: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钱钟书:267)     法国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也曾在他的译学专著《美丽的不忠》(Les Belles Infideles)一书里写道:“理想的译者正如Gogol所定义的那样应‘变成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它的存在’。”(Mounin: 111)事实上,译无止境,完美只能接近,不能达到,无数相对完美的总和才是绝对的完美。而绝对忠实原文的翻译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也是悬在译者头上的达摩克力斯剑。正如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译者的心声和艰辛。
    2.译者的“奴仆”身份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是英国17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非凡的翻译评论家,他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翻译原则和观点。就译者而言,他认为译者必须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德莱顿把译者比作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后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4]。18世纪法国翻译理论家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ux)在论述译者的任务时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源语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必须处处跟随原作者,如实地反映原作者的思想和风格,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地准确翻译源语文本。译者作为“仆人”不能越雷池半步,只能在主人的后边亦步亦趋,毫发不差。因此,原作和原作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译者要深刻领悟作者的真正意图,译出原作的意思。正如16世纪英国诗人和翻译家尼古拉斯•格里马尔德(Nicholas Grimald)所言,“忠实原文则应是翻译的最高宗旨”(ibid:95)。所以,这种以作者———源语中心论的传统的翻译观完全抹杀了译者的创造性、能动性和主体性,要求译者顶礼膜拜于原作者。这种传统翻译观强调一个“信”字,将“忠实”原则奉为圭臬,认为译文应该完全复写原作的意思。
    3.译者的“画家”身份
    以画家来比喻译者,在18世纪的西方翻译理论界比较流行。德莱顿就曾把译者比作画家。以绘画设喻的翻译观提倡以原文为模特,用自己的色彩来表现原文的力量和效果[5]。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从不同的侧重点使用了这一比喻:译者使用的是与原作不相同的色彩,但是必须赋予他的作品以同样的力量和效果。他不许临摹原作的笔法,可是必须用自己的笔法写出完全相似的作品。他必须紧紧把握原作者的灵魂,让原作者的灵魂通过他自己的器官说话[6]。    最早使用这一比喻的中国译界学人当属陈西滢(1896-1970)。1929年6月他在《新月》发表了《论翻译》,该文见解独到,比喻生动形象。他从美术创作和临摹中,悟出了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和神似。他在文中引用古代画论,说明“传神之难”:翻译与临画一样,固然最重要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