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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由于受意识形态、赞助行为和诗学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译者有时也处于“被操纵者”的地位。
     3.译者的“征服者”身份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物。译者总是从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处理翻译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态度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古希腊的哲学、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及其蕴含的理性价值,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线索。古希腊文化本身就是在吸收和融合了古代埃及、古代爱琴海地区、古代叙利亚地区诸上古文化的养分后才形成的。公元前四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当时优于罗马文化的古希腊文化对罗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古罗马从而纷纷开始了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作为译者,这时的罗马人就是“征服者”,像掠夺战利品似地利用和掠夺希腊的文化产品。他们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希腊作品作为一种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他们对原作随意删改,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选择翻译作品并吸取希腊文化的精华,为我所得,为我所用,使异域文化归顺并丰富译语文化。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理论家、古罗马翻译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认为,译作超过原作,译者高于作者。在哲罗姆(Saint Jerome)看来,译作可以与原作竞争,翻译就是征服原文,翻译就是创作。此时的译者身份就是征服者,或称侵略者。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而在当前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化问题牵动着中国学术界的神经,人们需要提防文化全球化的陷阱,警惕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流与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可以说是一个主观过程,反映和折射出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同时,也体现着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时代精神,深深地打着时代的文化烙印。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在《他们寻找独角兽》一文中,指出两种不同文化相遇产生的三种可能:一种是“征服”,或是教化(即按照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或是毁灭;一种是“文化掠夺”;一种是“交流”(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方流程)。翻译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翻译成了冲突的场所[12]。巴西诗人兼翻译家冈波斯兄弟(Haroldoand Augusto de Campos)的“噬人血”式(cannibal-ism)翻译理论,即翻译就是噬肉吸血,吃掉原文,创造译文,意在反对重原文轻译文的现象,并最终反对翻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13]。
     综上所述,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经历了从作者———源语中心论,到译者———译语中心论的嬗变,译者从“隐形人”、“奴仆”、“画家”等身份走向“创造性叛逆者”、“操纵者”、“征服者”等身份。译者的地位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化。尽管我们认同译者应该走出阴影,彰显主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其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但是我们要切记译者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否则就不是译作,而是胡作、乱作。所以,译者既不能拜倒在原作前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也不能抛开原作,信马由缰,随意挥洒,而应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交汇的空间里自由驰骋。德莱顿曾经栩栩如生地将译者比喻为“带着镣铐的舞者”,虽然时时受到羁绊,但通过译者的艰辛劳动,还是能跳出优雅的舞蹈。因此,译者应该提高文化素质,开阔审美视野,丰富“禀赋资源”,献给读者更多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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