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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摹拟,可是一张画的原本临本用的都是同样的笔刷颜色,一本书的原文与译文用的却是极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因工具的不同,而方法也就大异。另一方面,一个人能鉴赏原画的便有鉴赏临本的能力,而大多数能读原书的人却不能读译本,大多数能读译文的人,又不能了解原文。这便是译者要做到的第一个难关[7]。陈西滢认为,“一个最好的摹拟者是个最忠实的译者;他有锐利的眼光,能看出原文的种种特点来,他自己最少个性,所以能模仿种种不同的、背驰的风格”。
     当代翻译界享有盛誉的翻译家傅雷(1906-1966)在1951年《高老头》重译本的序中,也曾将临画与翻译作比较。其立论与语言不仅与陈氏类似,而且在阐述方面更为细密[5]: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临画与原画、素材相同(颜色,画布,或纸或绢),法则相同(色彩学,解剖学,透视学)。译作与原作、文字既不侔,规则又大异。各种文字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ibid:391)
     从上述论述中,人们不难看出传统的作者———源语中心论语境下对译者身份的典型定位。为了遵循泰特勒提出的翻译原则,为了严复的三字经“信达雅”,为了“神似”说、“化境”论,有多少译者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尽善尽美的译文只能是天方夜谭,却依然梦想着不可企及的翻译理想和翻译的最高标准。译者可谓是求工不得而又欲罢不能。

　 　二、译者———译语中心论语境下的译者身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从“语言翻译”向“文化翻译”的转向,从而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跳出了原有的研究层面,并且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思考和认识问题的全新视角。西方学者开始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中成熟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纷纷借助符号学、阐释学、哲学和文艺学等学术资源,对翻译的问题展开了多层面的探讨,翻译研究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从而突破了传统的美学或语言学的模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翻译研究派”,如“多元系统”学派、文化学派、诠释学派、解构学派等。译者主体性在这些学院派研究领域得到了彰显。译者的文化身份有了不同的定位,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张扬。
    1.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者”身份   “翻译者,反叛也”,这是翻译界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它来自意大利名句Traduttori traditori。该句的本意在于说明译事之不易,大凡翻译,必有所逆,定有所失,提醒译者谨小慎微,不可掉以轻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号召译者发挥其主导性和创造性,冲破源语的束缚,体现译者的主体性[8]。“创造性叛逆”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出现在译介学中,并被一些译界学人所引用。最早提出“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是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9]。
    这与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不谋而合。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译本决定原文文本,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ibid: 176)。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被当今英美理论界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鼻祖,他于1923年写的《译者的任务》(The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被认为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该文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译文同原文本来就无“忠实”可言。翻译本身就不应求同,而应存异[10]185。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翻译不仅是传达原文内容的手段,更主要的,翻译是使原文存活下去的手段。德曼在《关于沃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结论》(Con-clusion: Walter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1986)中说,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翻译是一个文本的“来世”(afterlife)。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翻译文本”(Translated text writes us, not wethe translated text) (Gentzler: 145)。
    另外,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不过其身份决定了他是特殊的读者。译者的禀赋资源———译者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即人格修养和学识修养,也即中国古代译论家彦琮在其《辩证论》中所提出的“八备”①条件,此外,包括译者的审美偏好、审美鉴赏力和顿悟力,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到译者的文化心态和现实选择[11]。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鲁迅先生曾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②因而,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要想吃透原文,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就要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需要精通两种文化,丰富自己的禀赋资源,正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2.译者的“操纵者”身份
    翻译研究派中文化学派的核心人物非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莫属。他们把翻译置于文化研究的广阔背景中,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种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她特别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译者的文化身份也随之成为操纵者。巴斯奈特还认为,在文化功能等值的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灵活重写(rewrite)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Bassnett& Lefevere,:10)。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rewrite),“改写”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的力量。“改写”就是“操纵”(Manip-ulation),“操纵学派”由此而来。勒弗维尔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思想意识、赞助人和诗学结合起来,并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拟作、编纂文集和读者指南等都是对文本的改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换句话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现象。它实际上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由此可以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赞助行为和诗学因素,反之,也可以破坏现存的意识形态、赞助行为和诗学因素[10]159。两人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简直具有“颠覆”性。出于对翻译哲学的思考,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Bassnett & Lefevere, 1990: 8)。安德烈•勒弗维尔原为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作为国际著名文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理论。他与巴斯奈特为《翻译、历史和文化》论文集合写的“导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翻译一直是决定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力量。不考虑翻译,也就没有比较文学的研究。我俩曾多次提出,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后特意要颠倒现状,并要大家重视翻译。也许,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比较文学的概念,并把比较文学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而不是把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10]158。由此可见,这两位译论家把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在他们看来,译文的地位不仅可以与原文平起平坐,而且超过了原文。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自然也提升到了“操纵者”的地位,不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