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主客观两方面,阐述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制约因素。
Abstract Translation,as a kind of purposeful communicative act,is more than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and in essence an ac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translators'subjectivity arouses great interest among translation circle.This paper mainly reveals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translators'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restriction
翻译是跨语言文字和文化的信息交流。随着全球范围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人们已不再把翻译仅仅看成是一项纯语言文字的转换活动,而逐步看到语言符号转换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人类心理、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影响交流效果的因素。功能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费米尔(Vermeer)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译者的任务是要让不同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得以进行。他说:“每一个译文都直接指向一个预期的读者,因为所谓翻译就是指‘在目的语环境中,为达到目的语所要达到的目的,为目的语环境中的目的语读者生产一个文本’”[1]。长期以来,译界对翻译的研究都局限于对原著中心地位以及语言转换层面的研究,而对翻译的主体———译者及其特殊文化地位却研究甚少。由此,译者的形象被比作诸如“舌人”、“媒婆”、“仆人”、“翻译机器”等等。译者处于既要听命于作者又要对读者迎合奉承的尴尬地位,其创造性及主体性自然很少有人关注。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及研究层面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开始从文化角度来探讨翻译,从阐释学、接受美学、文化交流等切入点来研究翻译。这一文化转向使得译者的文化地位及其主体性成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译者的地位,其在翻译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主体性越来越受到译界的重视。
1、译者主体性 关于译者主体性,最早明确论述的是译论家杨武能先生。他曾说过,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翻译的主体即译者;原著和译本,都不过是译者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译者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译者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2]。查明建、田雨为译者主体性所作的界定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具体地说,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3]。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对象性活动的客体是原作。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必然要受到客体的反作用。译者要完成翻译的任务,必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任何规限和制约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
2、译者所受到的制约因素
2.1客观方面
2.1.1原作的制约虽然我们主张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但应该看到译者能动性的发挥有着明显的制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这种创造性活动,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而在二度创作的范围内,他是不能脱离原作而随意挥洒的。相反,却要受到原作的制约。有人形象地把翻译家比作钢琴演奏家。同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不同的钢琴演奏家会根据自己对乐章的理解和体会演奏出各自的风格和特色。但不管他怎样演奏,他只能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一天地里发挥其才能和智慧,进行积极的艺术再创造,决不能脱离《命运交响曲》,把它演奏成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翻译家也是如此。虽然他译出的作品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翻译方法上有各自的爱好和自由,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但是终归无法摆脱,也不可能摆脱原作的制约。许钧先生在跟赵瑞蕻、杨苡夫妇作关于翻译创造性的访谈时曾说过:“实现翻译创造性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充分联系作品表现的思想内容、文化背景,尤其是西方的宗教精神和人文精神”[5]。可见,译者主体性限度首先体现在原作的制约上。
2.1.2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例如: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But I,a maid,die maiden-widowed.(W.Shakespeare:Romeo and Juliet,3,3,134~135)译1:他要借着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阁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译2: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译)由于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性忌讳”的影响,朱生豪把“to my bed”译作“相思”,他或许希望用中国古典式的含蓄美来提高译文的美学价值,或是因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难以接受过于直率的译文。而方平的翻译符合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国情。孙致礼教授曾认为朱生豪的翻译不妥,与原作的意境相距甚远[6]。其实这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译者受当时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
2.1.3所译文本文体的制约在不同文体的翻译过程中,诗词是诗人自然情感、个人风格、语言特色和文化时代背景等的和谐统一体。译者欲成功地将一首诗词进行英译或汉译,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融入到原诗中去,才能真正达到“视界融合”。反之,若不考虑上述因素只进行文字转换,必然会得到诗不像诗的译文。但是,有一百个译者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个译者的背景及情况等不同,在正常发挥其主体性后,所得到的译文不可能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下面请看一段中文诗词的两个汉译英: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译文一: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 it is.I feel so sad and dreary.So lonely,without cheer.译文二:Search,Search,Seek,Seek.Cold,Cold,Clear,Clear.Sorrow,Sorrow,Pain,Pain.这两段英译文,第一首是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的译作;第二首则是由一位外国译者所译。它们在形式和风格上完全不同,但都传达出了原词作者所寄予的孤单、冷清、凄凉的情感和氛围;它们在结构和措辞上又都独具特色,一起放在读者面前均不失为成功的译作。一般说来,诗词翻译最能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虽然诗词翻译中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过程时限制非常多,但要想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再现原诗,这与其他文体(如科技文,公文信函等)的翻译不同,译者必须突破这些限制,在译入语中寻求适当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视界的融合。
2.1.4所处文化框架和模式的制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不可能与他所处的文化框架和文化模式相隔绝的。译者对原语文本的解读,信息的传递处处受到目的语文化强烈的文化过滤。“老”在中国文化里是一种资历、尊严和权威的象征,所以汉语里有“倚老卖老”、“姜是老的辣”、“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的说法,中国文化里也有敬老的传统,当称他人为“老同志”、“老大爷”、“老板”等时,是对对方的尊敬。而“老”在竞争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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