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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度。
以例2中的几种刑罚名称的翻译为例：“墨辟”、“劓辟”“、剕辟”“、宫辟”“、大辟”。对于这几个术语，杜译与罗译都处理得比较好。杜译分别为：face branding，nose-cutting，foot-cutting，castration，anddecapitation,而罗译分别为：the infliction of branding，the in-fliction of cutting off the nose，the infliction of cutting off the feet,the infliction of castration,and the punishment would be death。可以看出，两种译文都翻译出了刑罚的实质内容。但是根据法律语言的简明精要原则，杜译可能稍胜一筹。face brand-ing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只是说在脸上烙上记号，与“墨”似乎关系不大。这种情况就有必要在译文后面加上一些注释，以解释刑名背后的文化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减少文化因子的流失，而译语读者对于原文的文化背景了解也会更加具体全面。另外像文中出现的劓刵椓黥、五刑、五罚、五过等术语都属于此种类型。
文化因素对《吕刑》的翻译影响还体现在一些文化词语典故等的翻译上。汉语中有大量的典故和暗引存在，是历史积聚下来的文化遗产，它们用简单的符号传达复杂的信息，具有多重含义，而且通常不为另一种文化的人所熟知，这些典故中承载的文化因素也会构成翻译的障碍。如《吕刑》中的第四段中“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仔细比较两种译文可以发现，两者对于一些文化词汇的翻译差异很大。如“皇帝”一词，杜译为the King，而罗译为the emperor Yao。文中的皇帝指的是尧，当时华夏民族的首领，并不等同于后来的统治者，当然与英文中的King或emperor也是有区别的。杜译用的king可能会让西方读者产生误解，认为当时中华民族已经产生了阶级分明的国家制度。而罗译则指明是尧帝，将其背后的隐形文化含义显化出来，原文的文化因素自然在译文中留存的更多。尽管如此，译文读者还是无法直接从译文中了解尧帝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吕刑》的可译性限度又一次显现。只是在度上面比杜译更上了一层。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不仅要将模糊的指称显性化，而且应该在文后附上相关的解释说明，让有心的读者能够一览究竟。在文中还有许多这类现象，在此不一一列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所造成的可译性限度在《吕刑》的英译过程中造成了相当大的阻碍，要想一一攻克，达到翻译的最高理想，还并非易事。

三、结论

从两个《吕刑》英译本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吕刑》的翻译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是事实，但是翻译中存在着缺憾与限制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一方面是由于译者本身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由于英汉语言结构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翻译本身就是战胜困难的过程。作为一个合格的翻译者，应当面对这个现实，深入研究探讨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异同，透彻理解和把握语言深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尽力缩小可译性限度，使译文在形式上、内容上、意义上全方位“逼近”原文。使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最大限度地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参考文献:

[1]杜瑞清英译,王世舜今译.尚书[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2]刘愫珍.吕刑与法律语言[J]《.法律科学》1993(1):73-77

[3]刘作翔,法律文化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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