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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翻译的本质特征出发,以翻译活动具有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为讨论基础,从五个方面对翻译的价值进行了探讨,进而指出,交流、传承、沟、创造与发展这五个方面构成了翻译的本质价值所在,从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翻译精神之体现。


　　讨论翻译,不能回避“译何为”和译之“用”这两个问题,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势必又涉及到诸如翻译目的、方法、手段和结果一系列因素。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为翻译的作用与功能进行理想的定位,也可以根据对某一翻译现象、翻译事件的分析,为翻译的实际影响进行定位,也可根据对某一具体文本的分析,对文本的价值与效果进行评价。在这里,作用、功能、影响、价值等等词语,虽然意义有所区别,但就本质而言,指的都是翻译活动应该起到或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思考或探讨翻译之“用”,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加以着重考虑。首先,翻译之“用”的探讨需以翻译观的确立为前提。一个人的翻译观不同,对翻译的认识便有异,对翻译之“用”的定位便不一样。其次,翻译之“用”的探讨需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当我们对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翻译事件或翻译现象进行思考时,既要以正确的翻译观为指导,又要以对翻译事实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理性的把握与科学的分析相结合,可以为我们正确描述翻译之“用”提供某种客观的保证。再次,对翻译之“用”的探讨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应该有发展的眼光和辩证的观点。本文拟结合这三方面的因素,以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即我们的翻译观为出发点,对翻译的理想作用与实际影响作一较为系统的探讨,以建立我们的翻译价值观。我们认为,建立翻译价值观,一方面要以对翻译之“用”的理论探讨与历史思考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要不局限于对翻译之“用”的客观描述,相反,应该超越对翻译的实际之用的描述与分析,对翻译之“用”进行价值的是非评判。在这个意义上,正确认识翻译的价值,建立翻译的价值观,可为我们进行翻译评价与批评提供理论的基础。
　　就翻译本质特征而言,我们可将之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翻译活动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应该说,对翻译这五个方面特征的认识,构成了我们对翻译进行定义的基础:“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对翻译的这一定义,可以说是我们对翻译的基本理解,也就是我们的基本翻译观。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从五个方面对翻译之“用”进行相应的探讨,并由此而建立我们的翻译价值观。

　　1. 翻译的社会价值

　　翻译的社会价值,是由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主要体现在它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考察翻译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我们不能不从源头开始。在廖七一等编著的《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一书引论的开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论述:
　　翻译是人类社会历史最悠久的活动之一,几乎与语言同时诞生。
　　从原始部落的亲善交往,文艺复兴时代古代典籍的发现和传播,直至今天世界各国之间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的频繁交流与往来,维护世界的稳定和持久和平,翻译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廖七一等,2001 :1)以这样一段结论性的论述,来作为《当代英国翻译理论》一书的开篇,在我们看来,作者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翻译活动历史之悠久,领域之广泛,形式之丰富,无疑为翻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客观的基础。从源头上讲,翻译所起的最为本质的作用之一,便是其基于交际的人类心灵的沟通。翻译因人类的交际需要而生。在克服阻碍交流的语言差异的同时,翻译为交流打开了通道。多亏翻译,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阿弗雷德·波拉德在论述《圣经》翻译的重要意义时说过一段不乏诗意而又极为深刻的话:“翻译如同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翻译如同砸碎硬壳,让我们享用果仁;翻译如同拉开帷幕,让我们能窥见最神圣的殿堂;翻译如同揭开井盖,让我们能汲取甘泉。”(廖七一等,2001 :1) 波拉德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圣经》翻译而论的,但从中我们不难领会到,翻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既有精神之光芒,又有物质之果实。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应该说,没有旨在沟通人类心灵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即我们所说的翻译活动,人类社会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邹振环所著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书,可以为我们在此探讨的论点提供具体的例证,从中可以看到翻译是如何以及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对其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邹振环以译本的社会影响为标准,选择了一百种译作。
　  他认为,这些译作“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邹振环,1996 : Ⅴ) 。邹振环的这段论述与我们在上文中所阐述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之于社会的推动力,首先在于其交际性,翻译开启心灵,打开思想的疆界,交流是理解的基础,而理解是世界各民族“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心路历程”的原动力之一。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而言,邹振环认为这一百部译作虽然“谈不上有主宰中国民族命运的天体之力”,但这种影响是“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的效应和作用,“当然其中包含有精神的和理智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回返影响,也有超越影响”(邹振环,1996 : Ⅵ) 。从邹振环按对社会的影响为标准所入选的一百种译本来看,种类极为丰富:有自然科学技术类的,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代数学》、《远西奇器图说》、《泰西水法》等;有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如《天演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学》、《性心理学》、《民约论》、《法意》等;有地理学类的,如《坤舆万国全图》、《四洲志》、《地学浅释》等;还有文学类的,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悲惨世界》、《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等。可以看到,这些译本几乎涉及人类所有重大的知识领域和精神领域,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上述每一个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史,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具体的历史事实为翻译的社会影响提供了难以辩驳的的例证,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更是具有强大说服力的一例。
　　翻译对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的影响。鲁迅的翻译实践和追求可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某种答案。王彬彬在《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文中谈道:“启蒙,是鲁迅毕生的事业;而启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异域的新的思想观念,把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在20 世纪的中国,可以说鲁迅是对翻译事业最重要者之一。而且,在翻译上,他有两个独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绍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动。与只把眼睛盯着西方强国者不同,鲁迅早年在日本时,便留心搜求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并把它们译介给中国读者。因为他觉得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
　　另一方面,是他希望通过翻译,改造汉语,从而最终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王彬彬,2000 :146) 对作为翻译家的鲁迅的这两点评价,应该说翻译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就王彬彬所说的鲁迅的两个独特的方面而言,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是互为一体的。一是翻译对于精神塑造的作用,二是翻译对于改造语言最终达到改造国人思维方式的作用,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思维的改造与精神的塑造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而翻译对于这两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直接而深刻的。考察中西方翻译史,这方面的例证极为丰富。如严复翻译《天演论》,其目的明确,“通过进化论的译介,既告诉国人有‘不适者亡’的危险,又号召人民奋发图存,自强保种”。王克非在《严复的翻译———以〈天演论〉为例》一文中对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一书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作了系统的分析,认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严复在特殊的翻译动机的驱动下,采用了“达旨”的方法,使《天演论》“成了义富辞危的警世之作,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使有识之士怵焉知变,使爱国青年热血沸腾,启迪和教育了几代中国人”。
　　翻译之于社会的推动力,还在于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的直接影响。且不谈在整体上翻译对于近代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