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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梁启超,1984 :63) 梁启超提出的这一问号,在我们看来有“惊叹号”之用。暂不论“三万五千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但就词语带来的新观念而言,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汉语实质的扩大,更是思想观念的革新,这种直接与间接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关注的。梁启超还以唐玄奘重译苻秦译过的《阿毗昙八犍度论》中的一些译例为分析对象,指出了翻译的特殊功用:“盖我国自汉以后,学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创作,虽值一新观念发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观念遂　没于囫囵变质之中,一切学术,俱带灰色,职此之由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梁启超,1984 :64) 梁启超在此指出了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即以旧语译新观念,新观念必变质,而在对佛经的翻译中,面对大量的新观念,新事物,若固守旧语,翻译的可能性必大打折扣,且又违背了翻译的初衷,故“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新语译新观念,既扩大了语言的实质内容,又引进了新观念,新思路。如果以此观点去考察一下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关系,再去审视“白话文为维新之本”, “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等等观点(唐　,1979 :3 - 4) ,便不难领会白话文运动之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而翻译则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白话文运动起到了强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更不难理解为何五四运动前后的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且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为何会热衷于翻译。客观地看,在五四文学革命所进行的诸如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建立新诗、改革旧剧这些重要的运动中,翻译在某种意义上都起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如果说梁启越十分清醒地看到了佛经翻译对于“汉语实质之扩大”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鲁迅则是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把翻译当作改造语言、革新思维的重要事业去对待的。“在鲁迅那里,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便是目的。把外国语译成汉语,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本身便是汉语自身的一种实验。
　　或者说,翻译,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也把外国人的语言方式,也就是产生这种思想、情感的方式,一并介绍给中国。”(王彬彬,2000 :147) 鉴于此,鲁迅极力主张“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要借此使汉语得到改造,使汉语更细致精密,更富有表现力,更具有逻辑性。
　　当我们把目光从中国移开,投向西方语言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翻译对于语言改造的特别作用在历史的进程中得以不断凸现。路德翻译《圣经》的例子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从路德所处的历史环境看,路德翻译《圣经》具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是对德国宗教的改革的实质性推动,二是对德国语言统一与发展的开拓性作用。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与分析(Antoine Berman ,1984 :45 - 48) 。为了推动宗教改革,路德用德国大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这一革命性的尝试以“土生土长”的地方性语言为出发点,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提炼,使其成为规范语言。在我们看来,“这种具有广泛大众意义的翻译语言的创立,不仅使新版《圣经》成为德国宗教改革的基石,更是扫清了中世纪的德意志语言的积秽,成为其后几百年里书面德语的典范”(许钧袁筱一,2001 :254) 。在欧洲,不仅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翻译都起到了培育现代语言的作用,使与拉丁语这种公认的“文明语言”相对而言的“俗语言”,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在翻译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在种种“异”的考验中最终显示了自身的生命力,确立了自我。
　　当我们在强调翻译的语言价值,论述翻译对目的语所起到的种种积极的作用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在历史上,由于翻译方法或策略运用不当,翻译的过分“异化”对目的语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翻译中所出现的对“欧化语言”的过分推崇现象,值得反思。

　　4. 翻译的创造价值

　　对翻译的创造性,我们已经作了简要的论述,特别强调指出,把翻译视作机械的语言转换和纯粹的摹仿的传统翻译观遮蔽了翻译的创造性。在上文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翻译在上述层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功能。从社会的角度看,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以交流为基础,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构成了创造的基础。从文化角度看,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的作用。从语言角度看,为了真正导入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思路,翻译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像梁启超所说,进行大胆的创造。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在翻译活动中,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具有创造的特征, “好的文学翻译不是原作的翻版,而是原作的再生。它赋予原作以新的面貌、新的活力、新的生命,使其以新的形式与姿态面对新的文化与读者” 。张泽乾所用的这几个“新”字在一定程度上为翻译艺术的创造性作了最为精辟的注解。
　　探讨翻译的创造价值,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创造”两字之前,有一个限定词“再”。这一个“再”字,连接着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也连接着具体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出发语与目的语,原作与译作,它提醒我们不要割断两者的血脉关系,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创造,它应该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打开新的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这种敢于打开封闭的自我,在与“异”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我们可视为一种翻译精神。我们认为,这种翻译精神构成了翻译的创造功能之源泉。
　　我们探讨翻译的创造价值,既要从这一形而上的高度去把握,又要善于在形而下的层面去进行分析。实际上,翻译的创造性寓于翻译活动本身,又体现在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而翻译打开的新的世界,更是为人们进行新的创造起到间接但却广泛的作用。不少当代作家在论及翻译与自己的创作之关系时,都谈到翻译的创造性以及翻译的创造性对于他们自身创作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如梁晓声在讨论翻译界争论不休的“翻译文体”时,谈了自己这样的认识:“所谓‘翻译文体’,当然是指有水平而又严肃认真的翻译家们之精神劳动,乃是一种人类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它既有别于原著的母语文字,也不同于译者所运用的客体文字。它必是二者的结合。它在语音的抑扬顿挫、句式的节奏、通篇整体的气韵等等方面,必是十分讲究的。它必不至于忽视母语文字风格的优长,也须着意于发挥客体文字表述的特点。一部上乘的翻译作品,如同两类美果成功杂交后的果子。若精当若此,当然便是创造!”(梁晓声,1997 :275 -276) 而正是王道乾“不仅翻译了杜拉的短句子,还翻译了她的灵魂”的创造性劳动,开启了王小波的创造之门(王小波,1997 :302) ,也为赵玫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养份。

　　5. 翻译的历史价值

　　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观,包括两个重大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翻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作的实际贡献,在上文中,季羡林就翻译在中华文明发展中所作的贡献所说的那段话,是深刻而精辟的。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发现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每一次重大的文化复兴,都伴随着翻译的高潮,如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往往以翻译为先锋。像发生在9 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发生在12 世纪的所谓的原始文化复兴,以及15 至16 世纪的文艺复兴,翻译起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其次,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翻译的可能性。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人类交际的活动,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就具体的翻译活动而言,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阐释,都不是一个译者一次就能彻底完成的。尤其是艺术个性强的原作,往往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一代又一代译者不断去挖掘。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认识到翻译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实际上也就是为树立翻译的历史价值发展观奠定了某种基础。换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