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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变革所起的先锋作用,就拿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这部小小的剧本为例,便可清楚地看到这部书的翻译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巨大影响力。邹振环对这部戏剧的翻译情况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茅盾认为易卜生和“新文化运动”“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
　　萧乾认为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对我们的影响之大是西方人难以想象的,起自黄帝时代的社会习俗受到了挑战,个人开始维护他们独立思考与行动的权力,中国,这个在亘古未变的山谷中沉睡着的巨人突然从一个使人苦闷的梦魇中惊醒了。”邹振环认为“娜拉在‘娜拉热’中也演变成一种符号,即成为我们心目中的‘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将来社会之先导’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这个符号所揭示的《玩偶之家》的思想深度和广度由此可见一斑,而该剧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全面的影响力为翻译的作用作了有力的诠释。

　　2. 翻译的文化价值

　　翻译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丰富与文明的进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在上文中探讨翻译之于社会的作用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就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而言,近30 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翻译文化意识的日益觉醒,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与理解也不断深入与提高。当翻译界渐渐达成共识,以“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来对翻译进行定义时,这也就意识到我们应该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翻译,去理解翻译。季羡林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 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季羡林,1997 :1)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说,翻译是因人类相互交流的需要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求思想沟通,促进文化交流,便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之所在。如果说翻译以克服语言的障碍、变更语言的形式为手段,以传达意义、达到理解、促进交流为目的,那么把翻译理解为一种人类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定位。从这一定位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翻译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了。季羡林先生在谈到翻译的作用时,曾以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例,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英国的汤因比说没有任何文明是能永存的。我本人把文化(文明) 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问题是,既然任何文化都不能永存,都是一个发展过程,那为什么中华文化竟能成为例外呢? 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 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许钧,1998 :210) 季羡林的这段话,对我们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与评价翻译的作用,无疑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在他的这一观点的启迪之下,笔者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根据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雅各布森对翻译活动的类型区分,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而“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
　　从文化交流与建设的这个角度再去审视,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些翻译现象便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会再以“忠实”的惟一尺度去对林纾的小说翻译加以根本的否认;也不会以“直译”与“意译”的无谓争论,对鲁迅的“硬译”主张作反面的理解。正是站在文化交流与建设这个高度,人们便有可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翻译与民族的交往共生,与文化的互动同在。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接受史。从佛经北传到西风东渐,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翻译既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启蒙,也参与了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造。”
　　从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翻译之于文化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课题。从近20 年来的研究情况看,各国翻译界和文化界已经开始从翻译的性质、翻译选择、文化立场、翻译影响、价值重构等各个角度切入,对翻译史上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和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审视,探讨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翻译的互动关系,出现了“文化翻译”[ 1 ]的概念。像美国的安德烈·勒菲弗尔,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法国的安托瓦纳·贝尔曼,德国的弗美尔,奥地利的玛丽·斯内尔、霍恩比、以色列的吉迪恩·图里等翻译理论家的“研究表明,翻译在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钧,2002 :219- 226) 。在国内,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内重要学者对翻译与文化关系的深刻思考,有助于认识“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 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 。王克非在强调与论述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时,一连提出的三个“什么样”,既为我们认识翻译的文化价值提供了研究路径,又为我们全面把握翻译目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之间的关系开拓了批评的疆界。王克非认为, “翻译文化”,应该是21 世纪译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 “发掘翻译的文化意义、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和解释译品等工作有待今后开展”。
　　可以说,随着这方面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入,翻译的文化价值将得到全面深刻的展现,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将不断提高。

　　3. 翻译的语言价值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就此问题展开深入的思考和讨论。我们应该树立一定的翻译语言价值观,而翻译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就形式而言,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语言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语言,还包括雅各布林的符际翻译的符号系统。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翻译就其形式而言是一种符号转换活动。如果说雅各布森所区分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这三种翻译类型涵盖了人类一切翻译活动,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任何翻译活动的完成都要经过符号的转换这个过程。符号的转换性由此而成为了翻译活动的特性之一。而我们讨论翻译的语言价值,必然要涉及到符号转换活动所带来的一些基本问题。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为集中,我们暂且把目光投向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看一看不同语言的转换,到底会给语言本身带来何种影响,产生何种作用?
　　梁启超是对翻译问题有着深刻思考的学者之一,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他从词语的吸收与创造、语法、文化之变化等方面,讨论了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梁启超认为:“初期译家,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吾命之曰‘支谦流’之用字法。盖对于所谓术语者,未甚经意,此在启蒙草创时,固应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梁启超,1984 :63) 梁启超在此所论,涉及到语言转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出发语中表达新事物、新观念的名词,若目的语中不存在相应的词语,译家有可能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袭用旧名,二是创造新语。而袭用旧名,有可能笼统失真,旧语与新义不相吻合,起不到翻译之用,于是创造新语便成了译家努力之方向。正是靠了翻译,汉语在不断的创新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据梁启超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而“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