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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ough to explain it.”）（转引自Elliott, 1987:110） (3) 认知语境（contexte cognitif / cognitive context）：即通过对所译材料具体的、直接的解读而获得的知识，如英语里的“processed cheese”一语，在某一具体的认知语境中可能是法语里的“chomage cuit”（煮熟的奶酪）；汉语里的“您辛苦了”这句话在具体的认知语境中可能是法语里的“Vous êtes fatiguée!”，但也可能是同一语言里的“Vous avez fait un bon voyage”，“Vous avez bien travaillé!”或英语里的“Did you have a good trip”,“How was the flight”等等。认知知识与认知语境合起来称为“认知结构”。认知结构当中的成份与具体交际过程中所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意思；这些成份被称为“认知补充”（compléments cognitifs / cognitive complements）。认知补充同语言知识一样，同为理解原话语或原文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根据释意理论，如果译者只听清了原讲话或原文语言的表层意义，而缺少或者没有抓住从中提取意思时所需要的认知补充，就会出现译文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张冠李戴的结果。例如，1998年10月，南京大学举行仪式，授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名誉博士称号。布什在致答词时提到了“President Jiang”，即江泽民主席。译员因为没有充分注意讲话的上下文，而想当然地将其错译成了“（南京大学）蒋树声校长”。此例足以说明认知补充对于正确理解交际意义有多么的重要 (4) 讲话人：为了正确理解交际意义，译员还必须抓住讲话的内在逻辑。而要做到这一点，译员就必须正确领会讲话的目的。为了随时抓住讲话的要旨，译员必须始终注意讲话人的身分和资历，必须始终和讲话人站在同一立场上，保持同一观点，否则就会犯错误。塞莱丝柯维奇举过一个女大学生当翻译的例子。这个女大学生由于没能站在讲话人的立场上，所以把意思完全译反了。讲话人是个美国军官，他讲话的原意是这样的：“在朝鲜战争时期，修建了一所美国医院，它的医术和医疗方法都比较好，伤员经治疗后都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前线。”译员把前后经过都译得很好，就是结论译错了。她说：“经过治疗，伤员都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家园。”译员不是站在军官的立场，而是站在一个平民、一个妇女的立场上。她在记录演讲人的讲话时，记的不是原话，而是大概意思。由于立场不同，她在开始记录时，就已经用自己的逻辑代替了演讲人的逻辑，根本就没有听清人家讲的是什么。所以她从听和记录时起就已经犯了错误。（塞莱丝柯维奇，1979：31）了解讲话的目的，往往还有助于表达。在即席翻译过程中，当大会主席要求译员压缩其译文时，译员往往可以把讲话人很长的发言概括为“某某先生同意”。 (5) 听众：在即席口译的场合，讲话人与听众的距离很近，两者的关系比较紧密。讲话人十分关心自己的话是否在对听者产生自己预期的效果，而听众为了便于理解讲话内容，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译员身上的。译员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用自己的口才、语调、身体姿态、面部表情等协助传达出原讲话的感情色彩，使听众做出讲话人所预期的反应。例如，如果讲话人的态度很严肃，而译者却表现得十分轻松愉快，讲话人的话语对听众产生的效果就可能同他或她本人希望看到的效果不太一样。反之，如果讲话人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而译员却扳着面孔，不拘言笑，那么也很难说是做到了与讲话人此时此地正对听众施加的影响相协调。塞莱丝柯维奇说：“人们讲话时最注意的莫过于自己说的笑话所引起的反应了。如果讲话人由于自己的幽默而忍俊不禁，而听众却莫名其妙地盯着他看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到很不自在的。”但是人们都知道，笑话是最难翻译的。有一次她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干脆釜底抽薪，从容不迫地对听演讲的代表们说：“发言人刚讲了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请大家笑吧。这会使他十分高兴的。”代表们果然照办，这才使她如释重负。（Elliott, 1987:10） 3 翻译过程听清语言符号理解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摆脱语言外壳表达思想内容释意学派的理论非常注重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该学派所关注的焦点就是翻译的过程。释意理论认为，口译时，译员在把讲话人的话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懂的话以前，实际上要经过三个阶段： (1) 听清作为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符号。通过分析和理解，搞清这些符号所表达的语言现象；弄清这些符号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此阶段称作“话语阐释”（interpretation or exegesis of discourse）。话语阐释是口译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演讲人与听众之间最为重要的连接纽带，因为演讲人的话一经说出，它的口头表达形式便立即消失，但与此同时它却通过话语阐释这一环节，变成了译员的思想。于是在译员的头脑中，演讲人已经讲出的话便又回复到了原始的状态，亦即尚未用语言形式表达的那种纯思想的状态。这种“尚未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塞莱丝柯维奇，1979：113），可以经由译员之口，用译员的语言，以正常的速度来重新加以表达。 (2) 立即自觉地忘记这些语言符号的结构，以便只记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语言符号所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意义。此阶段被称之为“脱离语言外壳”（déverbalisation / de-verbalization）。在理解和表达之间加入脱离语言外壳这一程序是释意理论对言语科学研究的结果，也是对该科学的贡献。这一结果对于翻译教学法研究的意义重大（许钧、袁筱一，1998：202）。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有一种片面的看法，认为“语言”和“思想”完全是一码事，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因此，当听到有人说应该把语言和思想分开时，他们便会感到非常惊奇。人自幼年学说话时起，就在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已经有了的思想和感受，比如婴儿学着叫“妈妈”。但实际上，孩子刚生下来不久就已经认识了妈妈，他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却会用微笑来表达自己看到妈妈时的思想感受（塞莱丝柯维奇, 1979：114）。塞莱丝柯维奇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她问道：一篇五百字的讲话和一部故事片的情节，哪一个更容易记住呢？答案是：电影虽长，但却并不比五百字的讲话难记。同样一个人，记住五百字的讲话约需一小时，而且很费劲，记住一部电影却毫不费力。也许他不能把每个细节都从头至尾叙述出来，但却能够回答有关每个细节的所有问题，至少在看过电影后的几小时内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他记住了整个电影。由此可见，总体而言，有两种记忆法：内容记忆法和文字记忆法。内容记忆的特点是只要理解内容，便可以复述出来。文字记忆则需花费许多时间，反复背诵。一篇十至十五分钟、包括一千五百至二千字的讲话，至少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记住。记住内容，是对讲话全面领会并迅速分析的结果。事实上，如果说观众记住了影片的内容，那是因为他看懂了电影。（塞莱丝柯维奇，1979：41）持释意派观点的口译人员认为：思想在未经表达以前，并非是以语言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头脑之中。而一经用语言说出和确定之后，它又会在别人的头脑中以“非语言”的形式形成某种概念。(S,115)因此，在口译时，译员必须而且也能够做到抓住讲话的内容，并将其连贯地记在心里，而不是让自己陷于讲话人所使用的词句。(S, 23)这种观点有没有科学根据呢？答案是有的。伍铁平（1990：14-15；转引自许钧、袁筱一，1998：201）指出：“当代科学家推测，大脑很可能是一种全息装置；除语言以外，还有表达思想的某种特殊代码，使得大脑有可能容纳下这么多的信息……”“保存在记忆中的是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自然语言的代码。”心理学家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在记忆中是分别保存的，语言的深层意义在记忆中保存的时间较长，而表层意义在记忆中保存的时间较短。”意义单位在译员的脑中交迭先后出现以便产生广泛的意义，这些单位在融入更广泛的单位时变成了脱离语言的知识和更为贴切的思想。由此可见，意义单位是翻译中帮助建立原语信息和译语信息之间等值关系的最小成份。理解一旦完成，这些意义单位便融入新的意义单位，成为先意识或潜在知识。这种潜在知识到底是否是语言的，至今尚无答案，但释意理论认为：“意义单位由意识状态变为潜在知识时脱离了语言。它是语言知识与几年前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