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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ida,2001)《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之译名,后者为什么不能去掉这个“与”字,译为“翻译中的语言文化语境”,或“翻译的语言文化语境”。前者为什么不能译为“翻译的词汇创造”,或“翻译中的词汇创造”,而非要加一个“与”字,译为“翻译中的词汇与创造”?仔细分析,“词汇与创造”中的“与”字和“语言与文化”中的“与”字,所对应的都是英语的and,即Lexis and Creative和Language and Culture之中的and“,与”字所连接的分别是Lexis(词汇)和Creative(创造),Language(语言)和Cult ure(文化)。把英语的The Pragmaticsof t ranslation译为汉语的《语用学与翻译》,使英语的“of translation”与汉语的“与翻译”对应。然而,英语的“of”结构是否和汉语的“与”字连接完全“对应”?此处的“与”字连接显然不同于Language andCult ure Context s(语言与文化语境)和Lexis andCreative(词汇与创造)的汉英对译,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如果再将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的译名《语用学与翻译》和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2tion(Catford,1965)之译名《翻译语言学理论》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译名中的“of translation”完全相同。为什么前者用“与”字连接,而后者则没有选择“与”字。相同的英语结构被译为不同的汉语书名,译者和读者自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之所以将ALinguistic Theory of t ranslation译为《翻译语言学理论》,而不是《翻译与语言学理论》,其主要原因是顺应了英语的表达习惯,因为英语的“of”结构不等于汉语的“与”字连接。之所以将The Pragmatics oft ranslation译为《语用学与翻译》而不是《翻译语用学》,是因为译者遵循了已经形成的“……与翻译”的汉语表达习惯,或者说摆脱不了其影响,硬把英语的“of”结构等同于汉语的“与”字连接。据此“,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就应该译为“A Contrastivest 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 ures of English2ChineseTranslation”,根据英语再译为汉语的“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同样“,A Comparative study oflanguages and cult ures of English2Chinese Transla2tion”则应该是“英汉翻译语言文化比较研究”,而不是“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这样一来,其名目与内容“,比较”与“对比”,以及“与”字和翻译之间的关系,都一目了然。 2.“比较”可以概括翻译1991年6月26日,吕叔湘先生在给杨自俭教授的信中写道“:学会名称中‘比译’似乎太生硬,叫起来很不顺口。不如改用‘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比较可以概括翻译。且已有译协,似不必在名称上重复”[3](P序)。据此,原“中国英汉比译学会”更名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下设有翻译委员会。从表面上看,英汉翻译界、教学界对“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和“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之名称的使用与“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一样,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相互间却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从名目上难以区分是英汉翻译学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还是英汉语言对比学的翻译研究。其次,各自的研究对象、目标、方法和重点不尽相同。国际学术界普遍认同 ,一个成熟完善的现代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形成的主要标志,就是具备“相对严密的术语系统、相对理性的话语规范、相对客观的理论框架、相对完整的分析手段、相对稳定的解释力等等,足以使一个理论成为一个可证实,可证伪,可操作,可(与其他系统)互动,可持续发展的体系”[6](P2-9)如果说上述的学科术语混淆通用现象是学科发展中的权宜之计,现在是应该统一的时候了。因为翻译学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式建立了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从2005年起招收独立的翻译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7](P44)。三、独立的学科地位与统一的学术术语英汉翻译之所以使用“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的名称,与其学科地位有关。在西方,翻译以前也是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不是隶属于文学(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就是附属于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而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对翻译的定位,也是在这一基础上的[5](P32-33)。作为英汉翻译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被划归在“英语语言文学”下属的“英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门下,而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对比与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分支学科。在这样的学科定位中,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与英汉语言学的语言对比研究似乎失去了学科应有的概念,学术术语的混淆通用自是情理之中的事。“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是英汉翻译研究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而为一。因为对比语言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对比文化学又属于文化学的分支领域。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基础科目“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不得不在其后加上“与翻译”的字样,以别于应用语言学的“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学的“英汉文化对比研究”。然而,当语言学和文化学分别拥有其相应的“语言对比与翻译”和“文化对比与翻译”的分支学科时,意在表明其“翻译”学科属性的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翻译属性已荡然无存。因此,英汉翻译自然要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学科。四、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　　无论是翻译学本身还是其各分支学科的建构,其理论构架和名称都必须是反映翻译活动本质性特征的、是针对其工作对象和任务的、是其他任何学科的理论所代替不了的。作为一个综合型开放性人文社会学科,翻译又不可能不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借用的这些理论和方法既不同于其在原学科中使用的情况,也不能完全套用于翻译学。因此,翻译学要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必须根据翻译学的本体理论来调整,由它来选择,受它的支配和统领。否则,这些理论和方法就会失去正常的方向,会由于过分强调翻译的某一方面因素而制约甚至消解翻译研究本身[8](P40-43)。英汉翻译学既然要利用语言学和文化学的理论,首先就要建立英汉翻译语言学和文化学,就要有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等基础学科体系。因此,建议以A Con2t rastive St 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 ures of English2Chinese Translation之名称,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确立科目名称。首先,在英汉之间用“·”圆点相间,表示英汉、汉英互译,在语言与文化之间用“·”圆点,表示语言与文化并列,既强调语言文化,又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语言文化”,还包括背景文化和非语言文化。然后用“对比”统一术语,既能界定研究的性质,又能表明研究的方法、对象和目的。从根本上杜绝了“对比/比较与翻译”可能引起的歧义。用“英汉翻译”表明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翻译属性,调整和确立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研究的隶属关系。参考文献: [1]许　钧 .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王宗炎.对比分析和语言教学[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於奇.英汉语研究与对比[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4]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5]潘文国.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中国翻译,2002(2). [6]朱纯深.走出误区踏进世界———中国译学:反思与前瞻　[J].中国翻译,2000(1). [7]中国翻译编辑部.上海外国语大学正式建立独立的翻译学学位点[J].中国翻译,2004(2). [8]侯向群.主干清晰多元丰富[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