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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解释学的角度看,从传统的仆人隐形人身份转换为现代的创造性解释者身份,这不仅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译者提供了宽阔的思想与活动空间,而且对于当代中国翻译学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身份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引起了翻译界诸多人士的争论。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是仆人隐形人的角色,现代的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则认为译者在翻译中扮演的是“创造性叛逆者”的角色。对同一问题给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原因何在?本文拟从解释学的角度对译者身份从传统的仆人隐形人向现代的“创造性解释者”转换作出解释。一、译者的传统身份对译者身份的定位一直是译学关注的重心。“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译者普遍被定位于一个至今还难以摆脱的角色——仆人。我们把‘仆人’视为译者所担当的传统角色,首先是因为这一角色的定位是历史形成的,且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其次,对于译者本人而言,由于传统的观念总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凡从事翻译工作者,特别是初涉翻译工作者,无不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翻译工作中,将自己定位于‘仆人’的位置”。[1](P317)作为“仆人”的译者他必须得伺候好两个主人——原文作者与目的语读者:首先,译者必须正确无误地理解原作并将原作的含义客观地表达出来以伺候好原作者;其次,译者还必须得让目的语读者明白理解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以免欺骗自己的另一个主人——目的语读者。“这要求译者放弃自己的立场,处在一种绝对中立的地位,不偏不起、同时伺候好两个主人。”[1](P318)但是,两位主人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两者的个性,观念,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都不尽相同,因而两者出现矛盾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当二者出现矛盾时,“如原文内容有害于读者和读者社会,原文别出心裁,有特殊意义的表达形式不能为读者接受时”,[2](P80)译者该总样处理这种矛盾呢?方梦之先生给出的答案是:“译者会毫不犹豫地站在读者一边作出处理,这时,译者的心中只有一主,而不是一仆二主。”作[2](出P80这-81样)处理的时候,是不是有悖于忠实对原作者这一仆人必须遵循的原则呢?“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果戈里的这句名言阐述了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隐藏自己,让目的语读者在欣赏译文时能够品尝到与原文读者同样的审美趣味。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中成为一个“隐性人”。作为“隐性人”,译者在翻译时就得不留痕迹地再现原著的精神风貌,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要求译者放弃自己的个性,放弃自己的语言风格从而躲在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角落。当然,这种理想主义也仅能作为“乌托邦”而存在,越是伟大的翻译家其翻译个性越明显,绝不会把自己的翻译个性隐藏起来。然而这种要求译者成为“隐性人”的观点在今天还有着广阔的市场。例如以奈达、雅各布逊等欧美语言学家为代表的科学派,就认为翻译应该是两种语言的等值交换,译者的任务就在于把原作的语言信息根据等值的原则译成信号,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然后发给目的语读者,因而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只不过是两种语言的等值交换信息,这也是翻译学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无论是“仆人”还是“隐性人”,作为译者传统的身份在当代受到了来自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挑战。从翻译实践方面看,“对原作的亦步亦趋,并不完全能保证译者履行好忠实的仆人的职责,语言与文化的实际差异构成了译者忠实的局限。”[1](P325)从理论方面看,现代解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译者是带着融时代观念、民族观念、文化观念及自我个性特征的“前理解”面对原作的,因而译者所理解的文本的意义已经与原作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有所不同。如果说这是一种偏见,那么这也是一种合法的偏见。这种带有历史性的“前理解”和“偏见”,才是译者理解原文的视野基点。二、解释学法则与译者身份的重新定位既然译者的“仆人”、“隐形人”的传统身份在当代的理论与实践中都受到了质疑,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为译者寻找新的身份?借鉴当代解释学法则,我们也许可以为这一问题寻找到一种新的解答。解释学认为,作品并不是先在的具有确定的意义等待着解释者去发现,而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的,有待于解释者去发掘、去解释的东西。当然,作品有自己的创造者,有一个创作的时间和所由产生的历史—文化环境,因而在作品中蕴涵了社会规范内容、艺术传统内容和作者风格内容,但这些内容并不构成作品的确切含义。因为这些内容经过文本的组织而变形,只能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作品文本的意义则是开放的,由于解释者选择的参考系的不同,文本就不断生成新的意义。因而,从根本上说,作品的意义是开放的,是无穷无尽的。要想获得文本的原义——即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意思,则是徒劳。读者对文本的解释过程就形成一种主体对主体的对话,(文本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被动等待、被发现意义的客观事物,而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东西。)在这种对话式的理解过程中,解释者不是去获得一个早已存在于作品中的真理,而是通过自己创造性的活动去建立真理,不是完全把作品纳入自己前理解的范围,而是通过外在于自己的、不同于自己前理解的作品而突破自己的前理解。在解释者通过作品突破自己前理解的同时,作品也通过不同与以前理解者的新理解而突破自己的已有的意义,获得一种新的意义。理解的过程就是理解者与作品各自凭借对方而超越自身的双向突破过程。当代的解释学原则给我们对译者身份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契机。当代解释学虽然是针对艺术作品的阅读,阐释,和研究,但由于艺术作品的阐释者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和阐释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当代解释学理论对译者研究的借鉴意义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译者的翻译首先是从对原文的理解开始的,而解释学的核心问题则是“理解”问题。译者是原作的理解者、阐释者,又是译文的创作者。这样,译者作为话语的生产者,他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要理解原语的文本,另一方面又要把自己的理解用目的语表达出来,供目的语读者阅读。译者作为原文本的理解者,他总是带着自己的前理解来面对原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本身的文化观念,语言能力及个性特征必然会发生作用从而影响到他的译文。“不管译者如何自我克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学养和个性总是对他的一举一动在起作用,包括对他的翻译行为,译文的过或不及总是免不了的。”[2](Pp80-81)这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创造性因素。正是这种创造性因素促使了译者的不忠实,因而,作为“仆人”、“隐形人”的译者在新的理论语境中必须转变自己的角色以适应语境的变化。这种新的角色我将它称为“创造性解释者”:即译者并不是完全顺从原文,而是创造性地去解释原文,从而使处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原作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译者的创造性解释获得沟通。译者是带着自己的“前理解”进入文本世界的,当译者把原作引入一种新的语言与文化环境时,原文文本所赖以生存的条件与环境发生了变化,原作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一方面缘于翻译的局限(因为两种语言存在着某种不同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源自译者自身的“前理解”与原文本的创作者达到某种“视角融合”。这种新的文本(译本)即不同于原文,又不同于译者所理解的文本,而是原作者与译者所理解文本之间的“视角融合”。由于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并且向未来开放,传统的“忠实”与“等效”的翻译原则就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与这种翻译原则相联系的译者的传统身份——“仆人”、“隐形人”,在这种新的理论语境下将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根据解释学原则,人们面对文本所达到的理解只能是文本与主体之间的融合,每一译者面对同一文本所获的最终意义是不同的,它只能是不同译者面对同一文本时所达成的一种新的“视觉融合”,而文本作者的原义在不同理解者的解释中演变为一系列他者,因而,译者根本无法复制文本作者的原义。既然理解是历史性的,文本作者的原义在理解的历史性中演化为一系列他者,那么当译者面对原文本时,他就无法理解原作者的真实含义,就只能做一名创造性的解释者,这也为重译现象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仆人”,译者就得绝对地忠实原文,对原文亦步亦趋,盲目地跟着原文转;作为“隐形人”,译者就必须得放弃自己的主体性,不留痕迹地把原作的精神风貌原封不动地搬移过来。这样做,译者非但不能将原文的意义及精神准确地表达出来,反而会破坏原作的内在结构,虽然在语言层面上达到了忠实,但在本质上造成了对原作的背叛。同时,由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