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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交流活动,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多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着英汉习语的翻译。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效果对等”翻译理论。翻译就是语际之间的信息传递和语际间的文化交流(萧立明,1996),也就是两种语言符号的换码过程,即将一种语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表达出来,也就是文化信息传递中的解码和重新编码活动,以达到跨文化的社会交际、传递、吸收的目的。这样,我们可以认识到,翻译实质上是语码化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工作显然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繁杂性和艰巨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活动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多元化使其文化内容和形式出现多样性。这便是文化差异的渊源。我们应当认识到,翻译的内容不是语言符号本身,而是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文化。译者的任务是对源语言(sourcelanguage)的文化信息进行感受、分析、整理、吸收,并转化为译者的思维信息,然后将其思维信息转变为目标语(targetlanguage)的文化信息。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大量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妙趣横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由于审美观念、地域、宗教信仰与历史、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英汉习语承载着不民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由于民族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习语中的文化因素是翻译中的难点,转换过程往往会遭遇障碍与冲突,从而导致信息散失。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曾指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这也是他最为人们熟悉的“效果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翻译观。简单来说,效果对等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在效果对等的翻译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不拘泥于形式对应。本文就文化差异对英汉习语翻译的影响以及应用效果对等理论策略作一些探索。一、文化差异的表现及对习语翻译的影响 (一)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的差异中西方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观、审美习惯给翻译带来的困难毋容置疑,这也是文化制约因素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价值观念因文化的不同而各异,是个人在社会文化过程中长期耳濡目染而不知不觉形成的。由于汉英民族间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汉英比喻用语在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如“龙”在中国被视为神物,集力量、智慧、运气、喜庆、威严、权力于一身。封建时代的皇帝地把自己称为“真龙天子”,中华民族也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家里的家具和瓷器,老百姓喜欢选择雕刻龙的图案,以给他们带来好运。在汉语中有大量关于龙的成语,诸如“望子成龙”、“龙凤呈祥”、“生龙活虎”等,而在英语中dragon被看作“邪恶”、“恐怖”,甚至“战争”的代名词。《圣经》中撒旦被称为dragon,是“原罪”;在反映一般西方人的审美观的西方传播媒介和其他文学作品中,dragon也是被定义为“毁灭”、“死亡”、“罪恶的根源”。2006年美国新发行一部根据著名惊悚小说家托马斯·哈里斯同名小说拍摄的恐怖电影,名字就叫“Red Dragon”,海报上的宣传是“要知道罪恶的根源,你必须回到起点”(Tounder stand t he origin of evil,yo u must go back to t he begin2ning)。可见,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中,dragon的概念跟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在进行中英互译的时候就不宜把“龙”直接翻译成“dragon”,以避免给处于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带来误解。 (二)地域文化的差异地域文化主要指地理环境、自然环境方面的文化。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同一词汇的理解、联想也有所不同。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夏天常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可爱”“、温和”“、美好”相连。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有:Shall I compare t 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莎士比亚把爱人比作夏天。如果缺乏对英国地球位置、气候条件的了解,就很难理解英语语言所表达的真正含义,反之,对于汉语也是如此。 (三)风俗习惯不同的文化差异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岁月中逐渐形成的文化意识的反映和表现,受民族心理状态的支配。英汉两种语言中的某些词语能唤起人们对所指事物的感知和记忆,并能使人们产生与本族文化对等的联想。比如,汉语的“小菜一碟”和英语的“a piece of cake”都表示一件事情很容易。在这种意义中,汉语的“小菜”与英语的“蛋糕”都含有“容易(或轻松愉快)的事情”之意。但在习语中,两个民族对同一思想的表达采用的形式完全不同,这与两国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又如,风俗差异还体现在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在很多地方甚至是餐桌上的美味。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意“: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等。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有Love me,love my dog之说。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外来语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在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得意时)等等。因此,由于中西方风俗的差异使同一动物词有不同的内涵,给人带来的联想截然不同。 (四)宗教信仰和历史典故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历史典故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两者经常密不可分,并形成大量的习语,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儒家、道教、佛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相信“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有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欧美人大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有“圣经”“、洗礼”“、上帝”等词汇。在中国文化中,历史典故丰富多彩,如“盘古开天”“、牛郎织女”“、项庄舞剑”、“卧薪尝胆”等等。在西方文化中,许多历史典故来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神话及圣经故事。如:You are just a doubting Thomas.Yo u won’t believe what I tell you.这句话中的do ubtingThomas源于圣经故事,Tho mas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此人生性多疑。后来,英语中使用doubting Thomas表示多疑之人。二、习语翻译过程对文化差异的效果对等处理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在《翻译的科学探索》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理论,在与查尔斯·泰伯合写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奈达将“动态对等”换了说法,叫“效果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themeaning.”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不像翻译。要让原文和译文对等,就必须令译文的表达自然,为达到这个目的,译者必须摆脱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在大多数情况下,原文和译文的结构是不同的,在翻译中必须有所改变。翻译一方面要保证原文信息传达的准确无误,另一方面又要尽力避免原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读者造成的陌生感和翻译腔(t ranslationese)。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在习语的翻译中,译者可以运用以下的三个策略。 (一)借用译者应当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