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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西方的语言观和传统的翻译理论一直束缚着人们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探索和发现。其实，从翻译发展的历程来看，到处可见她的踪影。以道格拉斯•鲁宾逊的“翻译身体学”为理论支持，以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例，意在从新认识和发现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重要意义。一般来看，翻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研究。二者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事物发展演变而生成的两个事物。最初的翻译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在翻译实践中为译者所发现的一些具有指导性、规律性和可操作性的经验总结。随着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的发展进步，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翻译实践研究开始朝着更加科学的、规范的和客观的方向发展。然而，这些都更多的关注于翻译过程本身，对于翻译过程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译者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这“也挑战了翻译作品在文学作品中的二流地位”（劳伦斯•韦努蒂，1995：307）。译者选择“登场”是其主体性的体现，这与译者所适用的翻译理论、采用的翻译策略、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翻译究竟是译作还是创作？是科学还是艺术？忠则不信，信则不忠？是归化还是异化？我们可以以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眼光和哲学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从而对译者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予以认定。　　　　一译者主体性理论体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世界是一元的，其本源是物质的，意识源于物质，是对物质的反映并对其有能动的反作用。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翻译身体学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鲁宾逊指责西方传统翻译理论研究与其他西方语言学科一样，长期以来进行的都是“非实体”研究（Robinson,1991:xxi），例如奈达（Nida）关于翻译过程的著名论断——分析、转换、重构。他认为此类理性分析高度抽象简约化，仅注重翻译与纯粹思维的关系，翻译因而被视为可以机械操作的过程。而他则欲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即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翻译身体学”（somatics of translation），使研究能够落实到人的情感层面，或者说是“人的身体感受”层面，因为在鲁宾逊看来，“是身体指示我们如何行动，是我们了解一切”（Robinson 1991:x）。这里所说的“身体”不同于生理学意义上的身体的含义，鲁宾逊声称：“不是以牺牲‘理智’或‘精神’为代价来强调身体学……只是认为西方在语言交际研究中坚持剥削身体的权利——直觉、感情、身体信号——已经削弱了我们理解说话是发生的一切的能力”（Douglas Robinson,1991:xiii）。这里的“身体”可以看作是译者的代名词，这一观念主要是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译者与源文本的关系应和哲学中物质和意识关系趋同：意识来源于物质，是对物质的反映，同时意识又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由此可见，译者的主体性是翻译过程中“翻译身体学”的能动体现。　　西方语言学主要研究先验的“言语”，对于鲜活的存于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却没有给予同等重视，因此，予译者的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较小。在翻译过程中，译词的选择和确定是建立在理性和情感结合的基础之上，受到个人感知和社会束缚的双重影响。优秀的译者应能够控制并准确地传达这种“身体感受”。这也是为什么不同译者在面对同一文本进行翻译时会得出千差万别的译作，这些译作正是译者所处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身体感受”的体现。　　许均在《“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一文中谈到：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即译文的价值。　　 “具体地说：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王玉柱，1995：6）。主体性包括目的性、主动性、自主性、创造性，简言之，即主观能动性（查明建等，2003：3）。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描述翻译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及文化和价值取向研究的盛行，译者的主体性开始越来越明显。这既是译者主体性被发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传统翻译研究不断深化发展的结果。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使翻译研究走出了传统译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桎梏，使中国译论的着眼点不再仅仅局限于翻译标准和翻译技巧的探究范围内，“原文”不在具有研究的唯一性。　　　　二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应用与体现　　　　谈到翻译，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文学翻译，尤其是美国，译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关乎于文学的（刘宓庆，2005：ii）。就文学本身的阅读欣赏而言，本来就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领域，因此，文学翻译是译者展示其主体性的最佳舞台。译者因其自身的教育背景，家庭出身，生活经历等主观因素上的差异，以及所处时代、政局、社会等客观因素的不同而最终给出千姿百态的译作。除此之外，像学术翻译、科技翻译（包括军事科学及资讯）翻译、财经翻译、文化事业等其他翻译，在这些类型的翻译中主要从文本选择中体现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自己实际工作出发，选择最有价值的文本，最适宜的理论与策略从而实现其翻译作品的特有功能，如引进最新资讯、弘扬民族文化、吸引大众消费等等。　　中国的翻译史可以说是译者主体性的完美诠释。我国的翻译事业始于西汉的私民间佛经翻译活动（Buddhist Scripture），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我国翻译史的第一时期，主要的译者就是僧侣，比较著名的翻译家是安世高，“三支”，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释彦琮，玄奘等。译者的主体性除了体现在题材选择上外，还体现在策略选择和语言表现上。这一时期主要是统治者以自己统治需要出发，选择经文翻译以教化民众；这些翻译家又都系出佛门所以对此是欣然授命而且是得心应手。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译者不同，玄奘属于将外语翻译为母语，而且他又有游历列国的经验作为支持，使其在文化和语言方面较其他译者而言更具优势。他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即“忠实、通顺”，是主体性浓缩的体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是我国翻译史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相对于第一阶段而言，翻译涉及的领域在拓宽，翻译家的队伍也在扩大，更具有时代性。最能体现译者主体性意识的当属严复，他注重个人“身体感受”并充分发挥了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原文选择入手，以译作内容为体现，以经验总结为指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严复是清末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提倡用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25岁到英国留学，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物制度，阅读了达尔文、赫胥黎等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他对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也都望尘莫及。严复回国后，曾随当时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诣很深。其后他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译出后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震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词语流入中国，影响极大。严复译书的目的性很强，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他的译品，质的方面，很少有人訾议；但量的方面，却嫌其大少。他翻译的特点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原书的精细，具体有以下四点: 　　(1)选择原书之卓识。　　(2)先认定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都含有极深远的用意。　　(3)所翻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　　(4)所选择的书，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　　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对我国翻译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引进及俄苏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为第三阶段，建国后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翻译史的第四次高潮。与严复相同，各个时期的翻译家都在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下形成了各自鲜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其翻译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