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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从表层上看,翻译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英语翻译论文代写但从深层来看,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社会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两种语言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翻译作为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文化融合的重要力量,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译语语种选择、译料选择和译法选择三个方面。

关键词:翻译的政治性译语语种译料译法

1　翻译的政治性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政治解释为“阶级、政党、社会团体或个人参与的国内外的斗争和活动。主要是夺取、建立、巩固国家政权的斗争,以及运用政权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活动”。《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将Politics解释为“ideas and ac-tivities thatare concernedwith the gaining and usingofpower in a country, city, etc.”一般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政治作为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各种支配行为和以对国家的制约权力为依托的各种反支配行为,如统治、管理、参与、斗争、领导等。(张久全2009: 164)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 language-community)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或)文化进步,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张今张宁2005: 6)也就是说,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这种特殊的文化活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而根据RomanAlvarez和M. Carmen-Af-ricaVidal两位学者的观点,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中立的”(neutral),它被附加了一整套涵盖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而译者不仅自己身背这些价值的“包袱”,而且必须在两种语言文化的网络中诠释和表述。因此,译者往往受制于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强势/弱势感觉、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原则、文本语言本身、主流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及译者的期望、大众读者对翻译的接受能力等等因素。这样一来,翻译行为(the act of translating)就不可能是真正客观和中立的。(Alvarez&Vidal 2007: viii)从这一层面理解,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符码之间的转换,表达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撞与融合,同时也是面对特定文化、语言和政治张力而出现的实践方式。作为一种在具体历史情景下产生的政治策略和文化选择,翻译的政治性体现了译者与文本在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展现出来的复杂关系:是谁、在何种历史情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对文本进行翻译,他的预期读者是哪些人,他想通过翻译达到什么样的现实目的,又想通过怎样的文化想像来激发他的读者,从而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张羽佳2007: 33)也就是说,翻译的政治性决定了译者译事的选择。

2　译语语种选择的政治性
从表层上看,翻译具有的功能是语言功能,可以视为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从深层上看,翻译的功能是社会功能,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行为。翻译是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对话、融合、引进和改造,是文化交流的中介和桥梁,正如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所言:“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同时也构建着本土的主体”(韦努蒂2001: 358)。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再现何种语言的异域文化,或者本土文化需要向何种语言社会进行输出,其选择也就不可避免地有着政治性。或者说,对于译语语种的选择具有政治性。以西方最早的翻译活动———公元前三世纪《圣经》的翻译为例,耶路撒冷大主教埃里萨(Eleazar)应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之请,派遣72位学者共同翻译《旧约》。《圣经•旧约》是用古希伯来文写作的,而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已不能阅读希伯来语原文,所以只好将其翻译成他们能懂的希腊语。在中世纪,《圣经》不许翻译成其他民族的语言,只能用拉丁语翻译,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德语翻译《圣经》的行为被教会视为异端。(何绍斌2005: 120)又如,孟加拉学者Spivak在1993年《翻译的政治》(ThePolitics ofTranslation)一文中特别关注翻译所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 ideological consequences)以及大量的变形现象(distortion),将其置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三维空间中予以阐释,并不遗余力地清理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的张力(tensions)。她严厉地批评那些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她们主张欧洲之外的女权主义文本都应该译成强权者的语言“英文”(费小平2004: 135)。以上两例都说明了在翻译活动中由于强权政治而导致的对于译语语种选择的强权与暴力。此外,在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中,对于译语语种的选择同样具有政治性,该将何种语言的文化翻译进入本土文化以及将本土文化用何种语言向异域文化进行推介,其选择需要为译者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

3　译料选择的政治性
在跨语言、跨文化交际当中起着桥梁作用的译者所面临的是浩如烟海的各种语料,要在众多的语料中选择出一定的语料来进行翻译显然不是随机的,除了译者本人的社会经验与喜好之外,更大程度上要满足译者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需要。具体地说,翻译什么主要取决于译者的动机、政治立场以及所处时代的政治气候,因为翻译作为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方式必须要为国家的政治服务。可以说,翻译实际上让译者进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元的“权力网络”(a network of power relations),即一个广义的意识形态活动。(Alvarez& Vidal 2007: ix)以严复为例,他在近代中国社会首先是启蒙思想家,其次才是翻译家,他之所以选择西方社会科学著作来进行翻译,无不与当时中国救亡保种的政治现实息息相关。从严复1903年拟定的《京师大学堂译书章程》中可以找到其译料选择的政治目的的佐证。他说翻译的宗旨有4:“一曰开渝民智,不主故常;二曰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曰借鉴他山,力求进步;四曰正名定义,以杜庞杂”。这个政治目的里面交织着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和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他精心选择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作品,利用异域意识形态来颠覆当时晚清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从而唤醒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崔波2007: 33)又如,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思想界空前活跃,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从此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潜心翻译带有马列主义性质的政治书籍;在文学方面,则致力于介绍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当时许多杰出人物都是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矛盾、瞿秋白等,他们把大量的无产阶级的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进步。(张久全2009: 164-165)再如,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GrovePress, AlfredKnopf和New Directions三家出版社经过“精心选择”,出版了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三位日本作家小说的英译本,就是受制于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二战后,为了遏制前苏联在东方的扩张,美国欲与日本重修旧好、联袂合作,就得从本土上予以文化的支持。(费小平2004: 135)

4　译法选择的政治性
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活动,翻译并不只是简单的语言意义上的转换,其间渗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政治特征。正如勒弗维尔所言,将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译入另一种文化绝非“简单的语义转换”(a simple semantic substitu-tion)。相反,两种文化的自我形象(self-images)都力求在翻译中呈现出来,并为此而发生冲突。(Alvarez&Vidal2007: ix)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