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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几十年来,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翻译家们不仅专注于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与系统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翻译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同时研究的宽广度也不断扩大,把翻译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地被应用于翻译的研究领域中,解决翻译中的各种问题,丰富了翻译研究方法,改变了人们对翻译的最初认识,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互文性”就是其中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新概念,互文性理论的引入为翻译研究者拓宽了视野,使之用开放、多元、发散的思维方式来重新审视各种翻译问题。

一、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亦称“文本间性”、“文本互涉”或“文本互指性”。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丽斯蒂娃在向西方介绍巴赫金的研究成果时,发展了巴氏理论,首创了“互文性”这一术语。克丽斯蒂娃认为:“语词(或文本)是众多语词(或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一个语词(或文本)来。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对其他文本的援引而构成的镶嵌图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引和转换。”〔1〕索绪尔的符号系统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互文性理论的直接来源。这一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文本都是互文的,没有单独的文本,每一个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镜子,文本与文本永远处于交叉、重复、吸收和转化之中,构成了绵延不断的文本群体。要想解读一部文本,首先要对文本中出现的典故套用等进行挖掘和研究,获得更多的与该文本相关的互文知识,这样才能达到对该文本的正确理解。

互文性可分为宏观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宏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在立意、艺术手法、结构安排等整个写作手法上曾受到其它文本的影响,它们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或相关之处,是文本在宏观上与其它文本的联系。而微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词句在套用、暗引、点化、反用、仿拟等方面与其它文本具有相关性。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互文性又可分为外互文性和内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自提出后的四十多年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和多方面的发展,它已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研究的产物,而且逐步渗入到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等诸多人文学科中,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释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近十年间,在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互文性”的热潮,翻译研究领域讨论的尤为热烈,互文性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独到契合的视域,互文性翻译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

二、翻译中多重主体的互文性

互文性并不是文字的简单借用,而是思想的相互碰撞,它是人类历史、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知识的交融体。在翻译的过程中,作者、译者、读者进行着跨时空交流,形成选择与吸收、创造与变异的互动过程。因此,无论是创作的主体、阅读的主体,还是翻译的主体,他们都活跃在互文运动之场上,穿行在数之不尽的文本之间,即翻译中的多重主体都具有互文性。

1.作者的互文性。每个作者的周围都环绕着不同的文本,读过的和可感的都会在作者的头脑中留下痕迹,给作者带来灵感和动机,在创作时,这些文本记忆被激活,占据作者的创作空间,填补到正在写作的文本中去。作者的创作过程是在吸收了前人文本的基础上完成的,他的写作必定受到前人和前文本的影响,在作者的作品中留下痕迹。著名诗人艾略特曾十分形象地描绘这一状况说:“稚嫩的诗人依样画葫芦,成熟的诗人偷梁换柱。”沃夫冈·伊塞尔认为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互文性的产生首先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对前文本—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及文学的等各种前文本进行选择,再把选择的内容—互文本与作者自己的虚构和想象结合起来,纳入新产生的文本中。〔2〕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就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而在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中人们也看出了理查逊的《帕美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乃至《圣经》的痕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书名就直指荷马史诗《奥德赛》(尤利西斯即该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在《尤利西斯》在情节结构上也和它形成了对应关系。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引用了大量的《圣经》章节,从中可以看出《圣经》这一前文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影响。

任何作者都是从读者转化来的,从来没有读过任何文本的人根本无法从事写作,正如从来没有听过说话的人完全不可能具备言语能力一样。作者在完成文本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承袭了前文本,任何作者在写作时都是在对别的文本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改写。一个作家以前读过的文本会影响到他的想象、观点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所以说,“作者在互文性记忆中写作,写作一旦完成,作者就隐身而去,从而将传递互文性记忆的接力棒交给了读者、译者、评论者。”〔3〕

2.译者的互文性。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一千人翻译《红楼梦》,就有一千个林黛玉,一万人翻译莎士比亚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译者自身内在的文学趣味、个人特色、知识水准、思维观念以及外在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等都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活动。王东风指出:“翻译者在将一个异域文化的话语所包含的观念引入本土文化时,必然会对这来自异域文化的价值观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然后决定转达的策略:是直截了当,还是曲达其义;是‘剜鼻削眼’,还是另起炉灶。”〔4〕其实无论采取哪种翻译策略,译者自身的互文知识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都摆脱不了译者所具备的文本内外社会文化互文性的限制。如Васькаслушает,даест.直译为“瓦西卡一边听一边吃”,不了解这句话来源的译者很可能以为“瓦西卡”是个人名,更不可能知道这句话的深刻内涵,而读过克雷洛夫语言的译者了解它的来源,拥有这方面的互文知识,立刻就会获知它的真正含义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作为译者首先要对所译文本有所了解,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才能对文本做出比较忠实的理解,在对文本进行阐释和表达时须具备更多的有关所译文本的互文性知识。著名的翻译家草婴读书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工作上需要的书,“从事文学翻译,要做好工作不得不读些有关的书,要译好一部书,非读不少书不可。”〔5〕读书的过程就是扩大译者的视野,增加与作者共有的互文性知识的过程。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的程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译者的互文性知识。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必须要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本。原文本总会同别的文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这种互文性的关联往往不被处于另一个文化系统中的译者所知晓或感知,成为理解原文的障碍,因此“要想识别那些几乎无法追溯其来源的互文本,译者不仅需要对原文本的语言、文化内涵、作品所属的时代背景了然于胸,对原作者的生活观念、艺术特色和语言风格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还要具备足够的、与原文本有关的知识结构,丰富前理解的信息库。”〔6〕译者做这些努力正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作者以及同时代相关的背景信息,获得与作者更多的互文知识,加深对作者文本的理解,使译文读者读后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译者与作者的互文知识越多,译者对作品的理解就会越深刻,译著也就更接近原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原文本的特殊互文本。

3.读者的互文性。读者在阅读一个文本时会运用他的阅历、智力和审美情趣来完成对文本的理解。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要先不断地分解作品的结构,并对它们重新组合,从而来获得文本的意义。在分解和组合的过程中,每个读者都会把自己独特的“能力模式”带入阅读过程,都会因自己的时代、社会、文化或家庭背景的不同而用不同的方法去填补文本中的空缺,进行不同的联想,获得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在这一过程中文本的意义必然发生变化,不同的读者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且会常常生成超越作品的不同意义。正如意大利符号学家贝托·埃科所说“没有任何文本可以脱离其它文本而被阅读”。在读者刚一触及手中的文本时,就已经确知这个文本属于哪种体裁的,是小说、传记还是诗歌等等。这时读者的互文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