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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读者的认知体验中,“喜鹊”喻指“唠叨、饶舌”,这也是原语作者意欲传达给读者的信息,但是这种相关信息在汉语读者的认知模式中不存在。在汉语读者的认知模式中,“喜鹊”常喻指“喜事、吉利”等,与“唠叨”无丝毫关联,而恰恰是麻雀给人一种叽叽喳喳、唠唠叨叨的意象,这与原语作者意欲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所以,为了照顾汉语读者的认知体验,译者有意将“magpie”误译为“麻雀”而非“喜鹊”。

再如美国影片“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堪称是有口皆碑的误译典范。若直接译成“鬼”,虽然字面上忠实,却极易误导中国观众。中国观众定会以为这是一部恐怖片,因为单独的“鬼”字,会让人想到青面獠牙、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形象,或是阴险狡诈之徒;而影片诠释的是一段轰轰烈烈的人鬼不了情,片中的“鬼”是一位魅力十足且正直能干的男子。译者充分考虑了英汉民族之间的认知差异,基于剧情,把它翻译成《人鬼情未了》,既表达了片名的主题,又符合了中国观众的认知体验。

诸如此类成功的译例不胜枚举,如:“a wet blanket”(令人扫兴的人)、“the bathing beauty(出水芙蓉)、“white-haired boy”(大红人)、“Gone with the Wind”(乱世佳人)、“胆小如鼠”(as timid as hare)、“亚洲四小龙”(the four Asi-an tigers )等等。

四、误译评价

无论是无意误译还是有意误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素。无意误译多是由于出发语和目的语的结构形式相似,所负载的概念意义不同,而译者对这类认知差异的无知或少知导致了误译。无意误译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提高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会不断被发现和纠正,从而逐渐减少,在此不作重点分析。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由认知的差异带来的有意误译。因为原语读者与原作者之间通常具有共同的认知模式,所以他们能按照原作者所期望的那样透过语言结构表面形式去理解其内涵的概念意义。对于绝大多数目的语读者来说,他们只能按照本民族的认知模式去理解译文所负载的信息。因此,当出发语和目的语认知差异有碍交流时,译者常会采取有意误译的策略,即对原文的结构形式加以选择或完全放弃,用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认知体验形式将其概念意义表达出来。因此说,有意误译是出发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之间不同的认知模式碰撞后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例如《哈姆雷特》剧中的经典独白,“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莎翁巧妙地运用了英语的“be”动词,一个肯定一个否定,意蕴隽永。但如果完全照搬原句的结构形式,译成“是,或不是,这是个问题”,虽说文字流畅、忠实通顺,但多数汉语读者无法达到与原语读者的认知上的对等,会觉得太过平淡,无法产生共鸣。为了弥补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我们有了朱生豪翻译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卞之琳翻译的“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张庆路翻译的“妥协呢?还是斗争呢?这是个问题”等多种表达。每种译文都不无道理,译者都考虑了英汉民族的认知差异以及汉语读者的认知接受程度,做了有意的变通处理,力图把莎翁没有言说的内容展现给读者,再现原作的艺术美。《哈姆雷特》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不断地被重译,迄今为止,国内已经有二十多个译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几乎没有雷同。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有意误译的存在,汉语读者才有机会结识如此之多的哈姆雷特。而且经过他们一次次创造性的误译,大大减少了对原文本认知理解的失真度,汉语读者才有可能更加接近莎士比亚,接近对《哈姆雷特》的准确认识,从而进一步提高翻译的忠实性。

但是,有意误译并不等于随意误译。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在为误译提供了科学的合理的解释的同时,也提出了现实体验对主体性认知因素的客观限制作用。认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的体验性认知基础,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原作者、译者和读者所面对的是同一或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共享自然规律。同时三者还有相同的身体,有类似的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具有基本共通的思维。这种相同或相似的体验性认知基础使出发语和目的语民族之间必然会有大量的认知对等或基本对等,这种对等或基本对等也必将会表现在出发语和目的语的遣词造句、行文方式、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上。例如英汉两种语言都有“空中楼阁”(castle in the air)、“如履薄冰”(to be on thin ice)、辩论是战斗( argument is war)、人生如戏(life is a play)、爱情是红玫瑰(love is a red rose)等等。再以《哈姆雷特》的翻译为例,我们说,尽管“一千个译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译者们的翻译毕竟都是基于对同一文本客观体验基础上的认知活动,他们的译本虽然各有不同,但毕竟是同远大于异,哈姆雷特的一些共性特征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哈姆雷特终究还是哈姆雷特,并没有变成李尔王或其他。因此说,译者的误译是有限度的,译者作为认知主体不能脱离对原文本的客观体验,而任意发挥想象力,漫无边际地误译。

虽然有意误译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及合理性,付出的代价却是原语认知模式的损失,违反了翻译的“忠实”原则。对于“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的翻译,虽然我们有了很多种深受汉语读者喜爱的译文,但是不要忘了,译者在成功地凸显了原文内涵的概念意义的同时,毕竟舍弃了另一个也是十分重要的原语的独特的结构形式。而舍去的这种原语独特的表达形式,往往耐人寻味,内涵精妙,也通常是原作者最为在意的。如果能够得到保留,对原语认知模式略知一二的读者,会觉得更有味道。因此,不得不说,有意误译是一种美丽的缺憾。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缺憾,有很多译者坚持直接译法,力争保留原语的认知模式,例如美国新诗派诗人庞德就将李白的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译作:Drawing sword, cut into wa-ter, water again flows. Raise up, quench sorrow, sorrow a-gain sorrow.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语言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目的语读者的外语水平不断提高,从而表现出对出发语中异质认知模式的尊重,这种尊重将使两种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日益趋同,使目的语读者的认知模式对译者的制约慢慢降低,翻译中的有意误译会逐渐减少,如“crocodile’stears”最初被有意误译为“猫哭老鼠假慈悲”,后来被直接翻译为“鳄鱼的眼泪”。又如“Hamlet”以前被译为《王子复仇记》,现在译为《哈姆雷特》。这些新译已经广为流传,被大家普遍接受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更加贴近出发语民族认知模式的优秀译作会越来越多的呈现在目的语的读者面前。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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