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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在我国50年代被视为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品, 而使得这部作品的译介得以实现。这种重视作品思想性的解读同时导致了译作中的种种 “偏见” 。类似的情况还能在一些西方国家的译作体现。这种情况表明了特定的社会政治因素对文学翻译产生的制约作用。
     1. 引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强调历史文化对翻译的制约, 如埃文- 佐哈尔 ( Even- Zohar ) 的多元系统论,图里 ( Toury ) 的描写翻译学等都认为目的语文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学体系等因素影响选择原文和总体的翻译策略。而巴斯奈特 ( Bassnet ) 和勒弗菲尔 ( Lefevere) 在正式宣告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的论文集—— —《翻译、历史和文化》的前言中更是指出: “翻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或诗学。同样地,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以特定的方式操纵着文学在该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 ” [ 1 ]与传统翻译研究仅关注翻译应该如何的狭隘视角相比, 当代翻译研究更多地从广阔的历史文化层面去审视翻译, 对人们实际所从事的翻译活动进行较为全面、客观地探讨, 大大拓展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本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在前人研究我国20世纪50年代王科一翻译的《傲慢与偏见》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明特定社会政治背景对翻译原本的选择以及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制约作用。
    2. 我国50年代的社会语境对翻译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原本选择的制约
    20世纪50年代初, 我国社会主义政权成立不久, 势必调动一切力量, 包括文学的宣传力量, 共同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政权的性质不仅决定了政治、外交等 “倒向” 当时的社会主义 “老大哥” 苏联, 其中也包括文学艺术方面。中国文艺界向苏联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 结合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 文艺标准第二” 的文艺批评标准,成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规范。根据伊文一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 翻译文学归属文学这个大的多元系统, 而且对翻译原本的选择原则在 “某种程度上跟译语文学的本国‘并存系统’ ( co-system) 息息相关。 ” [ 2 ]      这种 “相关程度” 在我国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言说一切的50年代尤为紧要, 也就是说, 政治意识形态决定了翻译原本的选择, 因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介绍和翻译自然而然成为当时的译介主流。     至于对非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作品, 如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作品的译介则要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作品不可能满足中国当时作为文学创作最高规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 “社会主义” 性质, “现实主义” 便成为译介这些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条件。另外的条件便是作品的 “思想性” 。正如有学者所言,“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 3 ]所谓 “思想性” 进步之作, 绝大部分是那些能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作品, 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或者能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残酷的作品。因此, 50年代我国所译介的英美等国的文学, 以创作方法而言, 大都归属于在当时看来“现实主义” 的作品; 以时间而言, 译介范围多集中在19世纪前的古典文学, 而这两个标尺大致又是重合的, 因为19世纪正是 “现实主义” 的黄金时期。作为 “连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重要桥梁” [ 4 ]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在我国当时的社会语境下, 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一份译介的 “合法保障”了。可以推断, 我国译者当时对该小说译介的着眼点应该是作品所表现的 “现实主义”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译者王科一对《傲慢与偏见》的解读中得到证实。译者在 “前记” 里, 大篇幅地就奥斯丁摒弃文学创作传统、继而转向现实主义手法的精神和做法作了高度评价。 “前记” 的最后一部分重点分析奥斯丁的这种进步思想是如何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体现的, 其中的聚焦人物便是主人公伊丽莎白。在译者眼中, 伊丽莎白成了 “具有反抗性的女性典型” , 因而她拒绝达西的第一次求婚所说的“…you are the last man in the world whom I couldever be prevailed on to marry”的话也就被认为是“当时妇女对当时的婚姻制度, 门第等一系列腐朽的社会现象的强烈抗议, 是当时的妇女要求自己的人格独立, 争取平等权利的呼声! ” [ 5 ]从译者这种阶级斗争式的解读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特征的文学评论模式的烙印, 而后者正是与当时阶级斗争的主流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
    3. 译者的翻译策略
    上文提及的伊丽莎白拒绝达西求婚的那句话, 在译者王科一的眼中不仅成了一种阶级式的“宣言” , 而且他更是将其翻译成: “哪怕天下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不会嫁给你” 。就此,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译者让伊丽莎白说出 “天下男人都死光” 这种粗话, 不像原文那个有教养的女子, 是 “突出” 艺术性 “而忽视” 科学性[ 6 ]的缘故。而研究者张南峰则立足历史文化层面, 认为 “王科一译的伊丽莎白说话这样狠, 是归化的结果” 。这种归化 “既是归化于汉语的文学传统和语言习惯, 也是归化于当时的阶级斗争观, 因而可以说是同时受到译语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 7 ]笔者更倾向于张南峰的观点, 而且结合译者的前言, 我们还可以在王译译本中找到更多的例证。为了更好地表明我国50年代这一特殊的政治背景对外国文学翻译, 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翻译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试图对50年代王译译本与90年代张玲和张扬合译的《傲慢与偏见》作一局部的比较分析:
    ( 1) …are you lost to every feeling of proprietyand delicacy?[ 8 ]王: ……难道你一点儿没有分寸、一点儿也不知廉耻吗? ”张: ……难道你就完全不讲礼节, 不讲规矩?”
    ( 2) Yes.Miss Bennet.interest;for do not expect tobe noticed by his family or friends if you willfully actagainst the inclinations of all.[ 8 ]王: ……要是你有意跟大家过不去, 你就休想他家里人或是他的亲友们看得起你。[ 5 ]张: ……因为如果你违反众意、一意孤行, 你就别想他的家族和他那些亲友会对你客气。 [ 9 ]
   ( 3)“Obstinate,headstrong girl” [ 8 ]王: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小丫头! ” [ 5 ]张: 你这个顽固不化、刚愎自用的丫头。 [ 9 ]
   ( 4) I am no stranger to the particulars of youryoungest sister’ s infamous elopement.[ 8 ]王: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妹妹不要脸私奔的事。[ 5 ]张: 你小妹妹私奔那件丑事, 我并不是不知道。[ 9 ]
   ( 5 ) And is such a girl tobemynephew’ s sister? [ 8 ]王: 这样一个臭丫头, 也配做我姨侄的小姨子吗? [ 5 ]张: 这样一个小丫头, 难道也够资格作我外甥的小姨子? [ 9 ]
   ( 6) You refused to obey the claims of duty,honor,and gr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