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Beaugrande & Dressler(1981)提出的话语建构七大原则运用到翻译实践中,帮助译者整体上从互动话语交际出发,解构源语话语和建构译语话语,从而实现译文与原文意义和风格上最大程度的接近。通过对伯特兰·罗素散文“What I have Lived for”及其译文对比分析,从而探讨如何使用话语分析指导翻译实践。
一、引言
话语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突破了以句子作为语言研究最高层次的局限,从语言交际功能及发话人和受话人认知能力等角度出发,对话语言内、言外及非语言因素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其中著名学者Beaugrande & Dressler 认为,话语(也称语篇)作为一种交际活动,应具有七项标准: 衔接性 (cohesion) 、 连贯性 (coherence) 、意图性(intentionality) 、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 、信息性(informativity) 、场合性(situational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如果这七条标准未得到满足,话语就无法交流”[1]P3。话语建构原则为翻译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话语层已经替代了词和句子,成为翻译的对象及基本单位。 如著名话语研究者罗选民提出 “将话语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运用于翻译研究,根据翻译的特性将话语建构的七项原则作为话语层翻译的建构标准”[2]。 “话语层翻译”以话语为翻译单位,从原文和译文读者认知能力等角度出发,在对原文语义和语用等各方面进行整体分析基础上考虑译文建构, 保持原文整体意义。本文通过对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散文“What I have Lived for”及其陈炼佳译本《三种激情》对比分析,从话语建构原则出发,分析译文与原文是否达到意义和风格上最大程度的接近,旨在说明话语分析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二、话语建构原则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
(一)话语衔接性和连贯性 话语衔接性和连贯性指的是话语的形式连接和意义连贯,是衡量话语是否具有交际性的重要标准。衔接是“表层话语的语言成分在一个序列中、在语言语法规则基础上有意义地相互连接的方式”[1]P3。衔接性体现在话语表层结构,以语法、词汇和韵律结构为主要手段。翻译中先解构原文话语衔接,即分析原文话语通过哪些手段实现形式连接,然后根据目的语语言特征,转换到符合目的语的衔接形式。如果原文形式连接在译文中得不到适当调整, 就会影响到译文可读性。 下面将以 Bertrand Russell 的散文“What I have Lived for”[3]P340和陈炼佳译本[3] P342为例,看译文如何实现话语衔接性。 例 (1) 原文: 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The three passions, like great winds, have blown me hither and thither, in a wayward course, over a deep ocean of anguish, reaching to the very verge of despair. 译文:三种激情虽然简单,却异常强烈,它们统治着我的生命,那便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难以承受的同情。这三种激情像变化莫测的狂风任意地把我刮来刮去,把我刮入痛苦的深海,到了绝望的边缘。
英汉衔接方法具有同样功能情况下,为了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译文无需作任何修改。如原文中“three passions” 用重复来表强调, 译文重复了两次 “三种激情” 。此外,标点符号也同样具有形式衔接功能,常用来表示与其他语言单位的一定意义连接关系。如英语冒号用来说明解释,原文中第一句的冒号表示其后内容作为“three passions”的同位语。汉语冒号也有同样功能,因此译文没有作相关调整。但很多情况下,英汉语衔接方式却不太相同。如英语常省略动词,而汉语中最常见的是主语、宾语省略,也有小句省略,谓语省略则较少。根据汉语语言特点, 原文用介词 “over” 表示省略动词 “have blown”时,译文加上动词译为“把我刮入痛苦的深海” 。由于汉语与英语复句结构不同,为了使句子意思清晰,结构利落,合乎汉语表达习惯,翻译过程中常把英语长句断成了几个小句子,每句一层意思,这样既实现了句子衔接又不失其连贯。译文把原文第一句长句译成几个小短句,而且用了“它们” “那”等代词来衔接,使译文形式衔接更加符合目的语习惯。 在Beaugrande & Dressler看来,连贯甚至比衔接更为重要, “一个话语本身并没有意义,而是要依靠话语所描述的知识与人们头脑中存储的世界知识的相互作用才有意义”[1]P6。话语意义连贯指的是话语中意义的关联,体现于语言底层, 是靠话语的种种内在联系将一些似乎孤立的词语形成前后照应关系, 从而构成话语被理解的条件。最常见的关系中有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主要有四种类型:原因、使能、理由和目的[4]。翻译实践中,译者不仅要全面理解原文意义是怎样实行连贯,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处理方式来实现译文话语连贯的重新建构。“语篇连贯的重新构建也便是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最佳的平衡点,它会受到原文语篇的制约和影响,却又是译语语言体系中组句谋篇规范的一次具体实现”[5]。 译文为了实现话语连贯的重新建构,可通过不同渠道来转换, 如保留了原语连贯。 例 (1) 中译文用 “虽然……但是”保留了原文“but”意义,从而实现译文连贯。又如原文中用表原因关系关联词使意义紧凑“I have sought love, first, because …I have sought it, next, because …I have sought it, finally, because…”汉语不常用连接词,但为了再现原文风格,译文保留了这些连接词,译为“我曾经寻找爱,首先是因为……其次是因为……还因为……” 。 因英语注重运用各种有形连结手段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其句法功能呈外显性;而汉语注重意念引导,句法功能呈隐含性。此种情形就需要作出适当调整,形式衔接让位于内容连贯,优先考虑实现意义上的连贯。 不同语言的话语有不同形式衔接和意义连贯的表现手段,在翻译中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正如黄振定先生所说, “我们处理衔接连贯形式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不影响语义内容增损的前提下,以‘照搬’为上策,稍做转换为中策,大加改动为下策。正确地采取上策者为佳译,合理地采取中下策也可出佳译”[6]。
(二)话语信息性
话语的信息性是相对于话语接受者而言,话语中所含的信息强弱或是适中,超越或低于期望值的程度。信息性指话语能够“给接受者传达新的或意想不到的东西”[1] P139。在翻译活动中, “信息性也是指一个译本对目的语读者所提供的关于原文的信息是否适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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