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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实秋早年推崇浪漫主义,后来改为提倡古典主义,即新人文主义。正是其新人文主义文艺思想以及他对人性的提倡,使他选择翻译充满人性光辉的《莎士比亚全集》。一、新人文主义思想新人文主义是形成于20世纪初期,衰落于30年代的一种西方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它站在时代的门槛上,借助于传统的道德来品评政治、教育和文学,因其主题与古典的人文主义不同,故名新人文主义。[1]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为阿尔文·白璧德(1865-1933)和摩尔(1864-1937),他们认为近现代社会混乱和危机的根源在于培根和卢梭两种不同的人道主义倾向,前者重功利主义,后者重浪漫主义,两者的本质可归结为自然主义,其结果是泯灭了“人律”与“物律”的界限,以致“宗教道德势力衰弱,人不知所以为人之道”。要纠正、改良这种状况需因势利导,对症下药,即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而折中归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有释迦及孔子,皆最精于为人之正道,而其说又在不谋而合,且此数贤者,皆本经验,重事实。今宜取之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1]简言之,在白璧德等人看来,倡言东西方文明精髓结合的宗教道德,就能拯救被功利主义、浪漫主义腐化了的人心,从而达到救世救人的目的。在中国最早标帜白璧德人文主义观点的是1922年出现的学衡派,如梅光迪、吴宓、胡先等,之后就是新月派的梁实秋。梁实秋被认为是白璧德最得意的中国弟子,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由他在中国发展到了极致。二、梁实秋与新人文主义思想梁实秋原本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后来其文艺思想发生了变化,由赞同浪漫主义,变成了主张智慧、理念、典雅,即新古典主义。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首先,在梁实秋身上,有一种浓厚的贵族气质。这种气质的形成,与他的家境、门第有很大的关联。梁实秋出生在一个有教养、比较开明而且殷实的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新式学堂同文馆的学生,不仅赞同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而且极其欣赏现代文明,其性格温和平正,对孩子要求严格,但又不乏慈父之情。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梁实秋,向着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方向发展。以严格的西式教育和管理而闻名的清华大学,对中文及中文教师的轻视,反而致使沐浴在西方文明中的梁实秋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眷恋心理。中西教育都给梁实秋带来了恩惠,使他成为中西文化的“宠儿”。独特的家庭教育和个人气质决定了梁实秋在留学过程中选择的不是尼采、叔本华,而是在新人文主义代表白璧德那里找到了思想归宿。[2]正是由于梁实秋心中的这种由传统的士大夫意识和近代西方知识阶级的绅士观念杂糅而成的贵族气质,使他后来在文学上诀别了情感炽烈的浪漫主义,改为尊奉传统的、典雅的古典主义。曾经有位学者一语中的地指出:“古典主义总的倾向是贵族主义,其内容和形式纯然代表着特权阶级的意识,……作家既依赖宫廷,甚或生活于宫廷,势必反映和迎合贵族阶级的风尚,这种文学无可讳言地是贵族文学”。对古典主义的探求在希腊、罗马以及17世纪的法国形成三个鼎盛时期,其代表人物无一不具有显赫的贵族地位和雍容的贵族气质。柏拉图、贺拉斯、布瓦治等人养尊处优的显达地位及与皇室宫廷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必然注定了其审美趣味的贵族性。而白璧德所标举的新人文主义,在文学上沿袭了古典主义,梁实秋称其学说总的倾向是“知识的贵族主义”。[3]90由此可见,梁实秋在各种文学思潮中最终选择了古典主义和白璧德,并终生不渝地为之摇旗呐喊,正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契合。其次,直接受到了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梁实秋晚年接受丘彦明采访时说:“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使我从青春的浪漫转到严肃的古典,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学识精湛,一部分由于他精通梵典与儒家经籍,融合中西思潮而成为新人文主义,使我衷心赞仰”。[3]139梁实秋说,白璧德的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他强调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理性的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4]143-144梁实秋自从听过白璧德的文学批评课之后,对自己过去的文学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反省与批判,实现了从浪漫到古典的转变,而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与对古典主义的宣扬,也贯穿于梁实秋批评的各个方面。梁实秋坦白说: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之趋势》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主义》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从极端的浪漫主义,我转到了多少近于古典主义的立场。[4]142-143而且,此后他的思想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写于1925年2月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是梁实秋从浪漫主义走向古典主义的标志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没有激情的诗人,连同那些标榜写实主义的作家,都打上了“浪漫的混乱”的标签而予以否定。从《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开始,梁实秋给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套上理性的缰绳,认为不经过理性指导的文学就不是好文学。那种崇尚自由与激情的文学,是不守纪律的、病态的、不道德的文学。只有理性的文学,才是健康的、有道德的文学。而且梁实秋与白璧德一样,将浪漫主义之后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当作浪漫主义的末流而加以否定。因此梁实秋开始对古典文学推崇备至。在他看来,古典文学并没有时间的限制,“顶好的文学就叫作古典文学……古典的就是好的,经过时间淘汰而证明是好的。”[5]179那么什么样的文学才是“顶好的文学”呢?梁实秋说:“古典文学有一种特质———其内容为人性的描写。”[5]182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之描写。人生是宽广的,人性是复杂的,对于人生的经验、人性的了解是无穷极的,因此文学的泉源是永远不竭,文学的内容形式是长久的变化,伟大之文学家能洞悉人生的奥秘,能彻悟人性之最基本的所在。他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过,“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6]他认为文学就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认为“文字之能成为文字与否,不在其中有无某种思想之宣传或有无某种之实用,无宣传无实用不能说即非文学,有宣传有实用亦不能妨其为文学,文学的精髓在其对于人性之描写”,认为“文学的任务是更深一步的探讨,于森罗万象的生活状况中去探索其潜在的人性的动因”。[3]124总之,梁实秋对“人性”一词十分偏重,这应该与他熏陶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密切相关。与白璧德相似的是,梁实秋也认为人生有三境界:一是自然的,二是人性的,三是宗教的。自然的生活不应该过分扩展,宗教的生活虽最高尚但不可勉强企求,人性的生活才是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努力保持的。至于人性,又是二元的,包括欲念和理智。二者的冲突即白氏称之为“窟穴里的内战”(civil war in the cave),也就是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内心的矛盾。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以“理智”控制“欲念”。因此,“理智”即“内在的控制力”(inner check)。就文学而言,它要表现的就是完善的人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纪律、有标准、有节制,而这三者都是内在的节制,不是外来的权威。内在的节制,就是理性。[1]因此,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一文中说:“情感和想像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的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6] 三、新人文主义思想与《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梁实秋强调文学要有纪律,要有理性的节制,同样他在翻译的选材上也是很理性的。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梁实秋说道,“外国文学影响侵入中国之最显著的象征,无过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但是中国知识界对于外国文学的译介,全无理性的选择,将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的东西一并导入,结果导致文学界的一片混乱。他颇为忿忿地说:“翻译文学无时不呈一种浪漫的状态,翻译者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态度,其选择亦不是有纪律的、有目的的,而是任性纵情,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3]140-141梁实秋在这里对没有理性、没有鉴别地翻译外国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