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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进行了批判。他非常反对毫无选择地将外国的作品介绍过来,而极力主张译介一流的作品,可见他在翻译的选材上是十分慎重的。那么什么是一流的作品呢?他衡量的标准与他的文艺思想是紧密相关的,选择的标准就是作品应该是经典的著作,要反映永久的人性。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家。文艺复兴是14-16世纪首先发生在意大利,然后波及欧洲各国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本指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继承其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想,但实质上继承了其科学理性精神和开放的人性文化。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主张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生的价值、意义和人的尊严等,它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7]在这样背景下的莎士比亚高昂地肯定人,热情洋溢地赞美人:“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8]他坚持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的世界观。莎学评论家约翰逊(Samual Johnson,1709-1784),在他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中写道:“他(莎士比亚)的人物不受特殊地区的、世界上别处所没有的风俗习惯的限制;也不受学业或职业的特殊性的限制;他的人物更不受一时风尚或暂时流行的意见所具有的偶然性所限制;他们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是我们的世界永远会供给,我们的观察永远会发现的一些人物。他的剧中角色行动和说话都是受了那些具有普遍性的感情和原则影响的结果。这些感情和原则能够感动各式各样人们的心灵。”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活生生的、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有个性的、有发展的人物。莎士比亚的戏剧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从古代到当代,从宫廷到战场,从城市到乡村,从英国到意大利,把文艺复兴时期五光十色的社会都收罗眼底。[9]莎士比亚的一生,都在剖析人性,他以戏剧形式创造了众多具有深度和个性的角色,给予许多角色血肉和灵魂,并配以动人心魄的故事,把多种多样的人性,在剧场的舞台上演绎出来。莎翁早期的喜剧热情讴歌以人文主义道德为基础的爱情和友谊,肯定人的情感欲望和现世的幸福快乐,赞美人的聪明才智,宣扬个性解放,提倡凭借自由的意志选择生活伴侣和生活道路。这些喜剧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氛和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年轻的戏剧家对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信念,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所极力宣扬的;莎翁悲剧的主人公虽然都是出类拔萃的非凡人物,但他们与常人一样具有性格上的弱点和行为上的过失。面对险恶时世,他们的性格由对环境的协同反应而产生了行动,这些行动的连续关系产生了痛苦,导致了灾祸;而在他的历史剧里,他一方面塑造出许多封建昏君和暴主,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精心刻画出一个个理想君主的形象,对他们进行热情的歌颂,来宣扬他人文主义的政治理想———通过道德改善产生开明君主,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10]153人文主义亦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核心主题,诗人从不同方面高度赞扬了人类的伟大与不朽,表达了对友人及爱人的赞美与热爱,对人类爱情及文学艺术感染力的无限崇敬。所以,对于梁实秋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无疑是“顶好的”,是完全符合其选材标准的。梁实秋之所以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映了永恒的人性。他认为莎翁全集是“一部超越时代与空间的伟大著作,渊博精深,洋溢着人性的呼吸。”[11]350“莎士比亚之永久性是来自他的对于人性的忠实的描写。人性是永久的,普遍的。”[12]2梁实秋自己曾经也说过,莎士比亚不宣传任何主张,不参加党派,不涉及宗教斗争,不斤斤计较劝善惩恶的效果,戏就是戏,戏只是戏。可是这样的创作态度正好成就了他的伟大,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对于人性的描写上。我们并不苛责莎士比亚没有克尽“反映时代”的使命。我们如果想要体会莎士比亚时代的背景,何不去读历史等类的书籍?文学的价值不在反映时代精神,而在表现永恒的人性。[12]3梁实秋还说过,“《马克白》是供奉内廷的急就章,好,单是这样一句判断便能说明《马克白》的涵义吗?也许莎士比亚写此剧时是除了奉命当差之外并无其他用意,但是那也没有关系,我们读的是作品,谁读过《马克白》之后能不被剧中的心理描写所感动?莎士比亚写《马克白》是为哲姆斯开心的,现在哲姆斯死了,我们看着也感觉喜悦,这也是莎士比亚所不及料的。……‘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描写。人性与阶级性是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13]167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充满人性光辉的,是对永恒人性的描写,这完全符合梁实秋翻译选材的要求。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一活动与译者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译者的文艺思想紧密相关。梁实秋对《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正是如此,是他的新人文主义文艺思想使他选择了充满人性光辉的《莎士比亚全集》来进行翻译,而同时他的文艺思想也体现在对该书的翻译中。参考文献: [1]罗惠缙.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3,(3) [2]翟瑞青.梁实秋文学批评思想探源[J].山东大学学报,2002,(3). [3]徐静波.梁实秋———传统的复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4]宋益乔.梁实秋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5]梁实秋.古典文学的意义[C]//偏见集.香港:香港文艺书屋,1969 [6]梁实秋.文学的纪律[J].新月,1928,(1).[7]邹丹.文艺复兴:人性的张扬与反思[J].红河学院学报,2005,(5). [8]唐小云.跨越时空的人文精神[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9). [9]刘红霞,赵立平,李金玲.人性的历练———对《李尔王》中人性的解读分析[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6,(6) [10]赵澧.莎士比亚传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1]胡有瑞.春耕秋收[C]//余光中.秋之颂.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 [12]梁实秋.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C]//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集.台北:台北国立编译馆,1966. [13]高旭东,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