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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翻译界，翻译理论众多，各派观点不一，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除了由来已久的经常见诸各专业期刊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外，还有“归化”和“异化”之争。本文通过引述几位中外翻译名家针对归化与异化所持的观点，对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亘古以来，人类从未停止沟通语言和文化交流的活动，这活动便是翻译。可以说，世界历史的每一页，从上古时期到中古时期，从近代文明到现代文明，无不记录着翻译的媒介传播作用和纽带桥梁作用，无不浸透了译者的心血和汗水，无不闪烁着译者的智慧和光芒。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杨绛先生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译者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仆二主“的事情，即译者这个仆人”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这个“主人”，还要忠实于读者这个“主人”。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心中既要想着原作及原作作者，尽可能地把原文的内容和风格准确而生动地表达出来；同时，译者还要想着译文的读者，翻译出来的东西要尽可能接近读者，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是，要完全做到这两个方面却不容易。有时，由于各种因素，译者不得不“背叛”自己的一个主人”，于是就出现了“归化”或“异化”的现象。归化与异化的说法最初是由西方的翻译理论家提出来的。#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在这里，施氏只是描述了他所说的两种方法，并未授之以什么名称。%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作“异化法”将第二种方法称作“归化法”。概括而言，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从这个界定来看，异化大致相当于直译，归化大致相当于意译，但异化、归化似乎更加原则化。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森古达指出，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面临着异化与归化的选择，通过选择，在接近作者和接近读者之间找到一个“融汇点”。这个“融汇点”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点”，它有时距离作者近一些，有时距离读者近一些，但无论更接近哪一方，都必须恪守一条原则：接近作者时，不能距离读者太远，接近读者时，又不能距离作者太远！换而言之，异化时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归化时不改变原作的“风味”，特别是不能导致“文化错乱”。其实，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翻译的异化功能。《法句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当时的译论家已注意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指出译语在翻译过程中的异化。道安论翻译的“五失本”，第一条就指出“胡语尽倒”，强调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鸠摩罗什曾指出汉语与胡语在文体上的差异，批语直译派的作品“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赞宁把翻译比作将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译语与原语的差异。我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翻译中的差异现象，说明翻译的异化是客观存在的。在我国漫长的翻译历史中，异化与归化的例子都不鲜见。著名的傅东华的《飘》的译本采用的就是归化的手法，傅先生为了使文学作品深入大众，把作品中的主人公加上了中国传统的姓，译成了“郝思嘉”“白瑞德”……并解释说归化手法的“目的是忠实于全书趣味精神，不在求忠实于一枝一节”（《瓢》序）。严复译《天演论》论时，为了模仿中国史诗的风格故意将原文的第一人称改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我国现当代学者也很重视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问题，在谈到翻译问题时，鲁迅先生写道：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持洋气呢？”鲁迅先生自己回答：“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也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它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草未定》，见罗新章《翻译论集》第!"#页）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不同意译文的“归化”。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实际上是倡导异化。钱钟书标举化境，提醒译者不要因为中外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是针对异化而采取的对策，许渊冲针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提出“优势竞赛论”，也涉及翻译的异化问题。归化以本土文化为出发点，以信息接受者为核心，强调译文地道生动，因而往往对原文中的异域文化色彩和语言风格特色进行改削，使其囿于本土文化的框架之内。汉语里的许多成语、习语在英语语言里找不到与之一一对应的说法，但表达不一、内涵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注意比较，用归化译法翻译这些成语、惯用语，易于被读者理解，读来比较地道、生动，尚可产生异曲同工之效果。与归化相比，在中国当代翻译中异化的手法更加常见。异化是指在文化价值观的偏离主义的压力下，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如上句中，“西施”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词就被异化了。再如，英语中很多植物，尤其是花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如：金盏花虽然美丽却象征痛苦与悲哀。茉莉花在中国象征纯洁，入梦则没特别的指意，而在英国却象征一段浪漫的恋爱将至。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归化将彻底遗失特有的文化内涵。所以只好采用注释的办法以指示（而非传达）“洋味”。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各个民族通过自己的民族语言记载文化、反映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由于客观世界有着普遍的共同规律，而人的思维又具有全人类性，所以，各民族的文化观念有许多相同之处。另外，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产生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间在文化上的异同也反映在民族语言之中。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这三种情况都与译语的异化与优化有密切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世纪的文学翻译应是异化为主导。过去曾经出现过不少较偏向目的语，较照顾读者的优秀译本（如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张谷若先生翻译的不少作品，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杨必女士翻译的《名利场》等），而较偏向原文、较迁就原作者的译文常常不容易获得读者的赞同。我们期待能出现一些较倾向原文的翻译作品，至于说它们能否被称为是异化的代表作，那还要看翻译中具体的处理方法。所谓的“异化”译法应该有它存在的一席之地，但是否应该将异化作为一种翻译的总方向加以提倡，还有待认真考虑。首先必须界定，要异到什么地步才可称之为货真价实的异化。抛开那些人为树立起来的学术概念与禁锢，以英译汉为例，翻译的实际策略我看应该是双管齐下，该归化且能归化时归化，该异化且能异化时异化，归化的程度因语境而异，异化的深浅随场合而定。由于译文必须用方块字，由于译文还得让人看懂，所以“异化”为主这一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人类各种文化差距的逐渐缩小，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受到同样的影响，适当增加“异化”翻译的运用，不仅能将新鲜元素注入本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