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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译的性别化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本文将从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女性主义翻译的理论目标及女性主义的翻译观等三个方面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进行具体阐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最近50年来从最初的边缘地位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全新学科。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逐渐开始向文化转型，传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观念逐渐受到质疑，人们开始对翻译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和探索。80年代后，继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翻译理论的涌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理论也叩响了翻译研究的大门。当代西方妇女运动已经超越了争取男女平权的阶段，转向强调女性的主体意识，并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一、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 Iiberal 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为其理论基石。传统的女性主义经历了三个转变阶段，即生理差异导致社会差异，社会差异产生价值关系，价值关系再引出不平等观念。女性并非因为生理性别而自然成为女人，她必须自己转变成女人。更确切地说，她必须满足社会对其期待，通过教育和调适而转变成女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摒弃传统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强调和肯定“两性差异”。尽管女性主义显得庞杂松散，内部不乏矛盾和冲突，但她们一致强调，性别角色的差异并不存在自然的根据，而是人为的行为模式。这也就是说，历史文化是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女性主义之所以能对翻译研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同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都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属性，并且都把权力关系看作女性主义和翻译活动的动因。 2．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都坚信，语言是自己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妇女解放必须首先是语言解放，即从语言中得到解放”。语言能够积极地干预意义的创造：译者不仅仅是沟通两种语言的读者，他同时也在进行“重写”，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进行干预。 3．女性主义关注的若干课题与翻译研究的诸多本质问题十分类似：对传统等级制和性别角色提出疑问，对界定忠实(忠贞)的规则表示怀疑，对意义与价值的普遍合理性表示质疑。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促进了女性翻译实践蓬勃兴起，并且引发了翻译观念和翻译思想上的一场革命。二、女性主义翻译的理论目标在中外翻译理论及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常被比拟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译者都被比拟为女性、阴性、被动的角色。人们考量译作也用女性化的标准：忠实、优雅。著名的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es Manage)将译文比作女人lesbelles infidels，意思是“忠而不美，或美而不忠”，二者不能同时具备。2O世纪七√ 十年代以来．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对于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定位遭到了质疑。根据新的结构主义理论和读者接受理论，文本并元确定的涵义，而作者对原文也没有绝对的解释权。相应地，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用另一种语言来传达的是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而不完全是作者、权威或大众所认定的理解。由此，译者主体性问题开始得到普遍而热烈的关注。席卷欧美并波及世界其它各地的女性主义运动也使人们尤其是女性意到这个父权性质、发现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女性主义译者严正质疑长期以来把翻译置于性别化的低等位置的字眼，努力拓宽对翻译行为与翻译过程的新理解，尤其主张重新认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和作为双重作者的责任，以期终结传统译论中将译本的地位等同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解。正如西蒙(Sherry Simon)所说，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既将女性又将翻译逐人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因此，女性主义理论的首要目标是以争取女性的尊严和平等为起点，不满于将译者、译本，以及女性不由分说地打人次一等级的观念，力求破除翻译研究和社会观念中带有严重性别歧视的陈旧意识。三、女性主义的翻译观女性主义的核心内容最初是反抗男权压迫，20世纪80年代后拓展为反对一切文化霸权。女性主义者从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Cuhrual Studies)等理论中汲取了不少养料，力图解构或重新评价政治、宗教、文化、语言、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传统价值体系。在翻译理论方面，她们将来自以上理论的影响带进了对翻译的探索和思考中，并最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翻译观，即他们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性”．她们的观点主要有： 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 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 3)翻译不单是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首先，消除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对翻译的特殊影响是：明确提出消除翻译研究中的性别歧视。西蒙(Simon)认为，翻译的女性气质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隐喻。“女人”和“译者”同被置于话语的低等地位；原作被视为等级上的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译本是低下、赢弱、派生的女性。翻译常被比喻为女性，而且比喻中往往隐含着对女性的不敬。在中国，鲁迅、茅盾、郭沫若都曾提到“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在国外，类似的评论有过之而无不及。1566年，英国翻译家Thomas Drant在翻译贺拉斯(Horace)作品后写的“译者前言”中说：“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好像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对待漂亮的女俘一样，剃光她(指贺拉斯的作品)的头发，修剪她的指甲，最终将其变为英国人喜欢的‘合适的妻子。所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目标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字底层的观念，探讨翻译被性别化的过程、原因及负面影响，并最终动摇那些歧视女性、歧视翻译的深层结构。其次，重新定位原作与译作。传统的翻译观认为原作是中心和主体，而译作则是边缘和他者，被置于次要位置为原作服务，所以翻译的可质疑是“忠实”。女性主义翻译观模仿性文本之间的差异是相对的。根据互文性原理，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其他文本或多或少地有一些特征存在于这一文本中，后来的文本与先前的文本存在着发展和继续的关系。翻译家徘茨(OcatPaz)把翻译作为一种有效的方式，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一方面，世界向我们展示出形形色色类似的事物；另一方面，大量的文本又层出不穷，每一个文本与此前出现的文本略有区别。首先是从非语言世界翻译；其次，因为每一个符号，每一个短语都是另一个符号、另一个短语的翻译，因此，没有什么文本可能是完全创新的。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指出：当代的翻译研究文化系统充分结合的动态活动”。这样，译文就不再是译者以“无己”之我去处理原的再现行为，而是重视身份(女性化／译者主体化)在翻译实践中的积极作用，译者不再处于从属地位。第三，翻译应包括诸多问题。翻译不单是语言的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Lefever和Bassnett是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的肇始者。意识形态使翻译为政治服务，使译者迎合读者的主流意识，影响译者对原方的解读，迁就社会伦理，迁就译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并影响取材等。尽管人们对女性主义的翻译有种种非议，某些观点在我国翻译界还显得有些超前，但是，女性主义的翻译观仍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女性主义翻译是女性主义运动中一股充满活力的支流，不仅为翻译的主体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角，并且尝试了这一视角下的女性译者主体实践的多种可能性，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把研究重点聚焦于弱势边缘文化，注意到翻译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并更深刻地理解了翻译活动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许多传统翻译观念的合理性，开辟翻译研究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陈个享，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58． [2]将晓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影响：[J]．中国翻译，2003(5)．3． [3]蒋晓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口]．中国翻译，2004(4)．46． [4]罗新璋．翻译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97，3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