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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陈独秀为了反映当时的政治现实，传播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理想，唤醒民众，在译作中明显加入了一些原文文本没有的反封建、反压迫色彩，并非其无视原文作者、原文文本的存在，而是“现在第一要紧的是把国人从睡梦中叫醒。信达雅的事，等以后没有事时，再坐下来慢慢译。”在今天的和平时期，宽容的政治环境下，译者决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不管原文的优劣，不顾我们的民族利益，粗制滥造，损害民族文化。因此，译者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培养责任意识，为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三、译者与译文读者现代译学对翻译的接受者和译者这两个要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给予了充分强调。翻译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翻译的首要规则是目的规则，即翻译应能在译入语情景和文化中按译入语接受者期待的方式发挥作用。译入语的受众是有自己特定文化世界知识，期待和交际需要的译文文本的接受者或听众。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完成交际活动，译文只有和译文接受者联系起来才能实现交际。翻译标准的历史变化充分反映了的译文读者在翻译活动中地位的变化。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也是翻译工作者应该努力达到的目标。但是，翻译界对翻译标准的讨论从未停止过。我国译界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标准；鲁迅提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傅雷的“神似”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的 “化境”说，在国外的译论中，引证得最多的是等值标准和等效标准。等值标准不但要求译文与原文思想内容等值，而且要求语言形式上的等值。等效标准所追求的目标是；译文读者能和原文读者同样顺利地获得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信息，包括原文精神、具体事实、意境风格等。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入语信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入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在《翻译理论与实践》(1969)一书中,奈达又进一步定义动态对等为:“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可见,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的是两种语言的接受者的感受应该大致相同,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各式各样的翻译标准代表了译作价值的各个方面，没有哪一种标准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每个标准在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和所有的标准相辅相成，起着弥补其它标准缺陷的作用。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现代的译者和翻译理论家在兼顾译者主体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译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因为一部译作的价值不仅依该译作自身的价值而定，倒常常依欣赏者本身而定，所以译作的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其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价值接受者，而价值接收者的判断标准因人而异，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里译文读者和译者就成了裁判者和被裁判者、接受者和被救受者的关系。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除了要考虑原作者、原文文本，还要仔细分析译文读者的文化素养、审美心理、及其它功利性目的，也就对现在市场上一本原著多个翻译版本的现象见怪不怪了。总之，在当今全球化语境这个大背景下，翻译也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刘宓庆曾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指出：“译文实际是原文﹢原文文化背景﹢译文﹢译文文化背景﹢原作者的气质和风格的混合体。” 译者作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使者，其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隐蔽走向彰显，为了更好的发挥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应该熟悉原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充分意识到，客体和主体同样是能动的、动态的，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参考文献】 [1]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M]. Leiden: E.J.Brill, 1964. [2]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3] 思果.《翻译新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 申迎丽、仝亚辉.翻译伦理问题的回归——由《译者》特刊之“回归到伦理问题”出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