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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趋向值)(isomorphism/variation orientation degree,简称IOD或VOD)相匹配,有标记的语境和语用目的则跟有标记的同构/变异取向度相匹配。鹦鹉学舌自然应该七八成像人话,这是无标记语境,无标记的同构取向度(语用的)。若只有一成像人话,就是有标记语境(根本不是鹦鹉)和有标记变异取向度(反语用的),若有十成像人话,则为有标记语境(如电子鹦鹉,人学鹦鹉),有标记的同构取向度(同前)。一个男人学唱Madonna唱过的一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没必要追求女声语效,此乃有标记同构取向度(反语用的)。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各层次的模仿,各种题材、体裁、需要的口笔译的“翻、译、翻译”,都可以这样考察,这里就不赘述了。如前所述,模因复制时通常是有所变异的,有“赝品、偏差”(何自然2005)。汉语的模因“仿制”主要有引用、移植、嫁接、词语变形等。(同上)变异有程度的大小,大小随语境和语用目的而定,而且变异的大小于模因宿主(即复制传播者)的MPA的高低成正比。在一般情况下,变异小甚至没有丝毫变异,是仿造、誊写、拷贝、复印或剽窃,保留原模因的风格和状态,有利于新生事物、新概念、新思潮、新模式的产生,但缺乏创造性、新颖性、动力、活力,不利于新模因的产生和(新)模因域的形成乃至“结网”。另一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模因复制和传播时变异大甚至与原模因没有丝毫同构性,就是比拟、生造、杜撰、歪曲或篡改,牺牲了原模因的风格和状态,不利于传承文化传统和思想精华,但不乏创造性、新颖性、动力、活力,有利于新模因的产生和(新)模因域的形成乃至“结网”(请看图1)。 MPA 原模因同构/变异取向度模因变体图1:原模因-模因变体同构/变异度平衡可见,模因的变异没有对或不对的问题,只有适度与否的问题,(社会)语用与反(社会)语用的问题,即该模因变体与原模因的同构/变异取向度和标记价值(无标记、有标记以及标记等级)是否适合传播或交际的语境、目的尤其是模因宿主即交际者关系等语用参素,是否达致一种和谐。“和谐美”是“中西方美学的会合点”(庞景平1996)。内容的和谐,主、客观的和谐,情与理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和谐——只有和谐才算得上美,这最后一种和谐以MPA调节的同构取向度的平衡为基础。在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天平或秋千上要获得平衡,一般语境下,同构取向度高,MPA也就高。假设交际者的认知水平没有问题而这个天平有所失衡,一定是其MPA出了问题。再者,适度与否是相对的,因人而异。例如,我国有不少年轻人在网络里聊天时是如何复制和传播“等一等、蠢蛋、哥哥、变态”的呢?在汉语语境下使用这些汉字词语自然是正确且合适的,但是由于网络方言和“网虫”自身的特点(如经济性、新颖性、多语性、国际性、公开性、娱乐性等),他们有时使用“w8t、CD、GG、BT”(分别对应上文的汉语词语),显然它们含有英语成分。“w8t”是“wait(等待)”的拟音压缩,连英美人都折服得大跌眼镜。“CD”是仿照英语的首字母缩写法(initialism)压缩汉语“蠢蛋”(的拼音字母)而得。“GG、BT”也是如法炮制。目前,国内各界对此类“非字词”成分(见侯国金2006b)的看法不一,年轻人对之喜闻乐见,急于模仿、复制和传播,其传播媒体不限于网络;中学语文教师视之如毒蛇猛兽,禁止学生在作文、中考、高考中擅用。“教育部有关官员日前表示,网络语言不应该出现在高考作文中。”(《新京报》记者郭少峰报道[6]);更多的人(包括国家语文工作者)是折中、旁观、扬弃。最近网络上发表了数千篇介绍、点评网络方言词汇的文章。模因变异的极端例子还有(词汇层的)语法化和(语句层的)语用化。“吃他一碗”的“他”字若不表“他”这个人,只是作为音节空位的填充物,它就是语法化。所有的实词虚化现象都是语法化,再如“把、了、着、过、来、去”的非实词用法。英语的“be going to”也是语法化。研究语法化的文章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How are you doing?”“You’re telling me!”“你吃了吗?”都是语用化的例证——它们的字面义离其交际意图有千里之遥。重庆方言的“不存在!”(表示“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不要客气”),“看不懂”(打斗地主时说,指“狠牌、大牌、接不起的牌”),作为词语/词组就是语法化,作为(省略)语句/话语就是语用化。这两个问题还有很多可以探究的空间。 4 结语——变中生存的模因模因论“因简单而迷人”(Sperber 2000),身处襁褓,自然嫩弱,“概念混乱”,“无甚实证研究”,人们对模因(论)“存在误解”(Gil-White 2004),需要探索、充电、发展、完善。从Dawkins(1982)问世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反调”:其一为没有现成的办法判断模因的要素,其二为我们没有一套固定的标准用以判断一定单位的信息(块)是如何自然地切割成文化块。(Atran 2001)举例来说,根据Dawkins(1982),人是模因的宿主/载体之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过程中的模因变体要么是“共现模因”(mutual meme),要么是“寄生模因”(parasitic meme)。前者与模因宿主共同发展,后者压倒甚至消灭宿主而自灭。(马萧2005)例如,翻译界的“翻译无用、不可译”模因是没有价值的寄生模因,最终必然消亡。那么到底还有些什么模因及模因宿主呢?语言和文化的各层面的两类模因是如何生存和相互作用的呢?人们广泛质疑的还有,(1)如何识别模因和模因的表现型的问题(何、何2003);(2)模因复制和传播的同构取向度的问题,或者说它在原模因和模因变体之间如何达到一种适度平衡的问题;(3)模因(复合体)复制过程中有时难以区分孰先孰后、孰因孰果等(Sperber 2000)的问题;(4)模因论中论中有论,诸论不一,形成了难以统一的观点(见上文1的“三观”)等问题;(5)模因难以像基因或DNA一样描述、度量、分析;(6)“既然每个拷贝/模仿事件都有突变,那么人们又如何选择(模因变体)呢?(Sperber 2000)(7)模因的概念似乎兜揽了全部可以被复制和传播的文化实体,有过于宽泛之嫌。因此Sperber(同上)区分了触发(triggering)和拷贝(copying),虽然两者常能适度融合,但是,“文化刺激能触发的却是一定领域的习得机制和能力,而这样的机制本身既有生物遗传基础又有文化继承的一面。” 不过,这些问题都不能否定模因论的新颖性、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新学科自然有新问题,新问题不能阻止反而催化了模因论的研究,一场生物学、信息科学、文化学、传播学、人类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学科联袂的跨面研究。模因论对各个学科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启示。Sperber(同上)也承认拷贝/模仿也是值得探讨的,模因论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却需要做大量的实证调查)。Chesterman(1997)运用模因论发起翻译理论的新探索。Vaneechoutte & Skoyles(1998)把现代人当作“乐感[7]灵长类动物”(musical primates)来研究语言的模因起源(memetic origin of language)。在我国,王斌(2004)、韩江洪(2004)、马萧(2005)积极加入了模因与翻译的讨论。高纯娟(2005)浅探了模因与外语学习能力的关系,何自然(2005)和陈琳霞、何自然(2006)除了提及模因与翻译、模因与教学、模因与文化的关系,主要是介绍语言模因或模因的语言层。罗迪江(即出)试图用“模因域”代替“事件域”[8]以解释人们如何使用语言、认识与体验世界。Blakemore(1999)运用模因论尝试性地解释了神学和心理学的一些现象。Gatherer(2001)试图运用模因论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如同性恋)。目前有人在做模因论的实证研究,如Kendal & Laland(2000)、Marsden(2001)、Baldassarre(2001)等。由于用模因论做语言研究的人不多(何自然2005),因而这样做的意义很大。本文对(语言-)语用模因的变异和MPA的关系做了一点浅薄的探究。作为跨面研究的新兴学科,模因论对各个学科尤其是语言学和语用学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