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salience/awareness)转化成一定的语用手段(如语用含糊)的运用和策划就是元语用意识。”(侯国金2005)语用过程中MPA较高,所进行的顺应(adaptation)过程——即对话语作出调整和洽商的自我监控过程(参见Verschueren 2000:F13-33)——就顺利。这里所谓的“模因宿主”(meme carrier,如标题所示)主要指交际中的言者和听者(以话语的模因特点为前提),相应地模因宿主的MPA就分为言者MPA(s-MPA)和听者MPA(h-MPA),而双方的MPA又可细分为(话语)生成意识和识解(construal)意识。就言者而言,他对自己的话语的形式和策略以及能否实现既定语效所携带的反思、思考、意识、预测(直至策划)就是言者话语生成MPA(如如何用礼貌的谎言来回答一个隐私问题),而他对听者识解该话语语效的方式、难易程度、可能性等的思量、想法、推测(直至换词、改说、放弃),就是言者的话语识解MPA。一个女子对自己的孩子说“妈妈、我”、“你爸爸、爸爸、他、我丈夫(很罕见)”的s-MPA各不相同,h-MPA也互有差别。这种社会指别(social deixis)缩小或拉大双方/三方语用距离(pragmatic distance)的策略在汉语、日语、法语等很多语言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下面仅举例说明言者的话语识解MPA。 1)(郑州民警竹卫东抓小偷负伤抢救无效,妻子和女儿不断地呼喊他。2006年4月23日晚上CCTV 10的“城市猎鹰”节目主持人说:)“他的妻子和女儿不能跟他说一句话了。” 按理说,不论该民警是生是死她们都能说话,即对他(的真人、遗体、相片)说话,只是他可能听不见而已。但是该例说明主持人在说到活者和死者双方时强调的(即元语用地意识到的)是后者即听者的识解。主持人的话可以改说成“他的妻子和女儿跟他说话时他再也听不见了/他再也不能与妻子女儿说话了”。与此类似,听者的话语生成MPA指对言者或对自己作为言者所说话语的MPA,而听者的话语识解MPA则指她[15]对自己解码、推导、理解言者话语的方式方法、能力、努力(心力)、效果等的MPA(以上例为例,她可能意识到难度而要求他重说、换词,或者要求更多思考的时间)。 3 MPA调控下的语用模因变异人们在语用模因的复制与传播过程中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MPA的,而相对而言,MPA有时高有时低。当生成或复制的为崭新的语用模因时其MPA就高,反之,生成(说出或写出)或复制而来的(旧)语用模因,或者复制旧语用模因时,其MPA就低,趋于零。例如,假如我在网络空间的“博客”或什么“PK”里创造一个服务于某特定目的的字符或表达式时,我的MPA就很高。我知道它有多新颖多活泼有多大可能感染他人以至于被复制和传播(从而成为模因)。当然也有可能(元语用)意识到它绝对是昙花一现的说法,是“临时造词”(nonce-word),一问世就蜕变为废弃词(obsolete word)或古旧词(archaism),有时甚至是“非字词”(non-word)[16]。看一看于根元等(2001)的电子词典就可以想象出这些网络词汇(如“MM、美眉”)诞生时的s-MPA一定很高(见3.3)。语用模因在复制和传播中有“基因型的‘内容相同形式各异’”和“表现型的‘形式相同内容相异’”(何自然2005,另见Blakemore 1999:61)。所谓“相同”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各异”则是绝对的。论内容相同的相对性,正如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碗里就没有绝对的一碗水,量与质都会发生变异(variation)或突变(mutation),语用模因的复制像复印文件、图像一般会有所走样,在传播过程中也会有所损耗。形式的相同也是相对的,因为物质与物质,甚至具有同一称谓的物质之间,也不会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凭什么判断模因和非模因以及是甲模因还是乙模因呢?除了第1节所说的充要条件外还有内容和/或形式的同构性(isomorphism)或象似性( iconicity),X与x同构性大则是同一模因或模因变体,小则可能是(或蜕变为)其他模因。 3.1纯语言层模因变异例析我们先看语言的最小单位词素的若干例子。一个词素模因在复制时可能变异为若干个变体,如表示“进入”或否定的“in-”这两个模因在造词时为了声韵效果或发音便利,根据随后音节的特点而变异其形和音,而留其义。这样一来,第1个词素模因有“in-、im-”等模因变体,第2个词素模因有“in-、il-、im-”等变体。请比较: 2)inject,inland,ingoing,implant,import,irrigate,irruption(但是input我行我素) 3)incorrect,illegal,illiquid,impossible,immaculate,ignorant,irrelative,enemy(“非”+“朋友”,改变元音字母是“变异取向大”) 再请看字词层面的例子:“set up、set down、a TV set”中的set,因为较大的同构性而基本作为一个模因处理。相反,“flower、flour”,“see、sea”,“date1、date2”,法语和英语的“table、commence”,汉语和日语的“团、靴、机、勉强”虽然从词源学、从历时的角度、从声韵角度、从(历史)对比语言学或类型学角度看,具有一定的象似性(同源、同音、同音同形、同音同形同义[17]),相关的词条是否能作为一个模因对待则较为复杂。其间的关联性不足以说明问题。英语的“table、commence”来源于法语,虽然发生语音变异(盎格鲁化)和语义变异(如“table the plan”的“table”有“取消”之义,“commence”表达“开始”的意思比“begin/start”在语体上更文气)。日语的“团、靴、机、勉强”是从汉语进口而发生变异的:“团”字的一撇变为一点,意思则基本不变;“靴、机、勉强”的意思分别为“鞋、茶几、学习”,不论是汉字模因自身的变异还是这几个相同模因的日语宿主的变异,造成了“日语汉字”与相应(同源)字词的所谓“同字不同义、同义不同字”的局面,难怪我国的日语学习者和日本的汉语学习者常犯望文生义的错误。比较起来,句法或句式模因的复制就更忠实于初始状态,或者说其变异较慢较小,传播较广。一个句式,如主谓宾结构、左移位结构、断裂句结构、倒装结构、被动结构、中动结构、后置定语(从句)结构、否定结构、冗余否定结构、特殊问句结构、回声问结构等等,一旦形成这样的句式,作为模因就会比较机械刻板地复制从而广泛地传播,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据说现当代英国文人都很难读懂英国史诗“Beowulf”,但与其说归因于句式或语法的嬗变,还不如归因于词汇和拼写的迥异。共时观之,一个语言的若干方言的语法结构具有很大程度的同构性或一致性,否则就沦为不同的语言了。普通话和鄂方言、川方言、粤方言等的语法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既然是不同的方言,就必然存在语音、语调、词汇、句法等各方面的或大或小的差异。例如,武汉方言常把“还、都”字尾置,而且比任何方言都更多地把“把”字实词化地使用,如“把那多的盐!”。广州人喜欢说“你走先”之类状语在动词之后的结构。此外,由于对外交流和国际贸易,更兼翻译和翻译腔(translationese)的影响,外语(尤其是英语)的一些结构在用汉语复制和传播时保留了“洋相”有时具有积极意义有时则相反。例如,英语的定语从句是后置的,一些译者也后置处理(有时辅以括号)。还有英语的条件句,尤其是不表充要条件的条件句(实为“语用条件(句)”(pragmatic condition(al)),其“条件”往往居于句中或句末,而汉语对应体通常前置。请看笔者教学中常举的例子。不少译者完全仿效英语做法,译为译1的“反语用”样子。少数人求汉化/归化而选择译2(语用的,但是需要付出较大心力来调整语序)。其实归化未必要推倒原文结构,只需另作变通——看译3(语用的)。 4)I cannot go to the cinema with you, dear, if you do not mind. 译1:我不能陪你去电影院了,亲爱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译2:亲爱的,如果你不介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