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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大多数的学术活动长时间地依傍国外。简言之,理论依傍国外。 2 在鲜明的学术原创性上,在作者群体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上,在选题非常普遍、深入地将语用视角射向一切现实生活领域与职业领域上,在语料的利用上,在撰写语用学发展史五个方面,我们与国际学术主流之间的差距,比米差里遥更远。简言之,五个方面不入国际主流。如果以上两点结论(一说理论依傍国外,二说五个方面不入国际主流)不错,就可以说,我国的语用学研究的主流仍然处于幼儿的没有断奶的时代。没有断奶就是靠别人喂奶。《中国语言学年鉴·1992》说,“总的来说是过多地依傍国外的学说,缺乏一种理论上创新意识和开疆拓域的勇气。”可见我们“目前仍然靠别人喂奶”的说法还不算过火。可能会有人指出,对1992年之前的判断怎么可以代表现在呢?请注意:本对比研究的取材是到1999年为止的。四、我国语用学如何向前发展? 相信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看出,本文的目的不在作出上面两点结论,说我国语用学者的研究与国际主流相距甚远,我们的目的还在讨论:我国语用学如何向前发展?我们的前途还是光明的。本文作者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建议。1 我们明白了引进与创造的关系,就可以将力量正确分配。首先有一点要肯定的是:问题不在引进与介绍太多而把引进的步伐放慢,而在理论创造跟不上。因为大量的引进与介绍不是引起理论创造缺乏的直接原因,甚至连间接原因都不是。介绍国外理论对创造自己的理论有益无害。自己理论的贫穷并非是引进国外理论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引进介绍根本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理论创造。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人引进、介绍国外的理论是正常的,全部学者都去搞引进介绍而忘了创造自己的理论,肯定是不正常的———强调人数的分配。一个学者的一生中的一段时期用来引进介绍国外理论是正常的,整个的一生全部用来搞引进介绍肯定是可惜的———强调时间分配。有兴趣搞引进的,尽可以继续;但鼓励理论创造。我认为在“Pragmatics九年首文研究”中的如下观点是值得考虑的:借鉴国外选题时,有两点原则:第一,借其形式(如案例),而不抄袭其结论与理论形态。这种情形可比喻为“借窝下蛋”:窝是人家的,蛋是自己下的。第二,借鉴思路,自引事实,自下结论,建立自己的理论形态。这种情形可比喻为“自筑窝自下蛋”: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原创性。 2 弄清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是前进的开始。缺乏理论原创性,原因之一是我们长期将实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对立起来,轻视非功利理论、超验理论与“空头”理论(这种情形与实用研究如外语教学的大量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殊不知,最终的结果必是将实用研究的源头也掐断。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对理论指向不太明确有关。语用学理论目标具有解释性(解释语言交际何以成为可能)而不是指导性(“教”人如何使用礼貌语言,如何推理,等等。指导语言交际有另外的学科,如伦理学、公关学、交际语言学之类)。语用学的一些原则与假设同当代语言学其他理论一样,是针对语言运作的普遍机理提出的。而研究某一语言的个性(如用汉语为语料),是为了更全面更深刻揭示共性,使语言理论(包括语用学理论)更严谨、更概括。有了这样的理论目标,研究者的理论意识就会增强。理论意识增强,创造性的研究才会多起来。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之三,恐怕是与我们的文化心理传统、外语学者的素质有关。下面的现象多次被人指出过:同是理论创造,对来自国外的,我们众多的人长时间地依傍不舍,对来自同胞的,却吝施扶持。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恐怕还是得从文化心理与学者的素质上找原因。比如说,对同胞的理论创造,互相吹捧不好,互相冷漠以待就好了吗?更不好。对同胞的理论,不要说像对洋理论那样众星捧月似地引用与介绍,正常的评论与推介,都还未形成。对同胞中的理论创造,我们最好多给些注意。举一个例子以说明。李锡胤在“转向:在别人还没注意时,先看出问题”对言语行为理论有创造性的见解。他指出:“人类的活动(或行为)有三个方面:一,肢体活动;二,心智活动。三,言语活动。心智活动一般地可以从言语活动加以观察和研究。这样就增加了言语行为的价值。哲学家对言语行为兴趣,多半是为了听其嘴而观其脑;用他们的术语拐个弯子说:为了研究‘意义’。言语行为是嘴巴的行为,它执行三种功能:一用嘴巴发出的物理动作……二用嘴巴表达的交际行为,目的是陈述、询问、表露……三用嘴巴实施约定俗成的仪式或手续,……言语行为也同样,我们无法用现在的嘴吹出昨天或明天的口哨,或者喊出昨天或明天的口令。所以,所谓performative 句式只有第一人称现在时。至于用嘴巴表达交际行为时,一般都省去‘我现在说’,‘我现在问’,‘我现在惊叹’等帽子,直接叙事或发问,所以不受此限制。我以为没有必要提出implicit performatives (隐含施为句,即去掉‘我宣誓’、‘我宣告’、‘我命令’、‘我打赌’等帽子以后的施为句———钱注)这一概念,否则全部命令式句子都揽进去了,甚至陈述句也剩不下。总而言之,我认为从语言学角度说,只要把performative句式中出现的动词罗列出来,一一加以分类研究就可以了。其他问题就拜托哲学家费心吧!”这种对言语行为的深刻见解,对言语行为的价值的认识的角度,对哲学家为什么提出言语行为的中肯观察,对“隐含施为句”概念的否定,都很有参考价值。不要说理论勇气是值得效法的,就是理论本身的智慧,也是不让外国同行的。在上面提到的徐盛桓、顾曰国、熊学亮等人,提问题的角度、批判的勇气、利用材料的新鲜,都值得我们充分注意。又比如,对我国语用学有开先河作用的许国璋、王宗炎、胡壮麟、何自然、沈家煊、廖秋忠几位的贡献,我们在发现、利用、开发上都还不够。他们在那儿“静悄悄地、水鸟式地为我们引进了语用学”(王宗炎,1990),作为同胞,我们不能埋没他们的功劳。有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1997年,听说我们中国在酝酿成立语用学会,马上就传来了日本准备抢先成立的消息。日本人的学术团队精神,该不该使我们脸红与深思?上面说“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之三恐怕是与我们的文化心理传统、外语学者的素质有关”,真不是瞎说。窃以为,我们真该要一点学术团队精神与中国意识。不知同胞们以为如何? 3 硕士与博士如果能善于利用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论上的势头,他们在母语学习上分出一点时间,敢于使用自己的资源去证明语言的共性(而不是强调汉语的特殊性),面向现实生活与职业领域,必然会给中国语用学界带来新鲜的活力。 4 理论酝酿是要花时间的,但问题是要把酝酿的时间与精力花在(1)理论意识的建立;(2)学术视野的扩大;(3)方法论上的多样化;(4)语种选择的多样化上。丰富的理论引进底蕴毕竟是好事。语用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时间不算长,在中国的引进期也更短。有了丰富的引进垫底,等待一个时期也不算大问题。选题意味着什么?选题可以说是研究中的The Pearly Gates———通向天国之门,研究的重中之重。窃以为,国内外选题对比研究对我国的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故有本文。参考文献〔1〕Pragmatics,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Antwerp, Belgium.1989-1999.〔2〕路式成、魏杰.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3〕路式成、魏杰,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90-1994】〔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4〕《国外语言学》1995-1999各期.〔5〕《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999各期.〔6〕《外国语》,1995-1999各期.〔7〕《现代外语》,1995-1999各期.〔8〕《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1999各期.〔9〕王宗炎.中国首届语用学研讨会侧记〔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1).〔10〕沈家煊.我国的语用学研究〔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1).〔11〕钱冠连.语用学在中国:起步与展望〔Ｊ〕现代外语,1990(2).〔12〕钱冠连.Pragmatics九年首文研究〔Ｊ〕现代外语,2000(3).〔13〕文旭.中国语用学二十年〔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