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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套”与“化入-创生” 笔者曾在拙著《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的序言中,引用过如重锤时时敲在心头的三位先生的话: 吕叔湘:“介绍的目的是借鉴,是促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陈平1991)此外吕先生还“一直为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不相往来、‘两张皮’的现象深为忧虑”。(沈家煊1996) 王宗炎:“中国的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汉语问题,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1994) 许国璋:“语言学界的学术活动,大体分两类: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两者未见汇合。”此外“他欢迎引进,但不欢迎照搬;欢迎借鉴外国资料,更欢迎开发本国资源;……”(刘润清1995) 现在,两张皮仍然是各自分开的两张皮。“两张皮”仅是对外语界与汉语界不相往来现状的描写。还有比“两张皮”更严重的问题,即“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以及“拿不出本土的材料来,很难说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的问题。本文的立意就在讨论这两件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外语学者的一个历史重任。一谈国外语言学引进汉语,马上就会有“死套”与“化入-创生”的对立。所谓“死套”,即用英语的语言文化观念或者语法模式套汉语,套不进也要套,套不全也要套,套不舒服也要套。所谓“化入-创生”(即先化入后创生或边化入边创生),就是借鉴外国的语言文化观念或者语法模式,观察研究汉语,从汉语的实际出发,创化出符合汉语实际的理论与模式。显然,这是两种对立的引进方法。而且这个对立状态直到现在还拖累着我们。不然,上面三位先生不会在不久之前也仍有那样的感喟。清代的马建忠先生想给汉语找出一份完整的法则,借鉴拉丁语、英语等西方语言的法则来对应汉语,总算开了一个头,其功不可没。但“以外对应汉”却不是一个好章程,从此成了一直没卸下的重负。此后不断有人补充修订,“但无论‘以英鉴汉’,还是‘以汉补英’,总都没离开《马氏文通》学说的主干轨道。”(启功1997) 启功先生对汉语的研究,却可以作为“化入-创生”方法的最近的一个例子,虽然这一例子并未说明我国语言学界已结束了“两张皮”与“老谈隔壁人家的事情,而不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的状态。启功研究的可贵之处是,坚持了从实际出发这一天下最好说而又最难实施的办法,涉足于过去研究者较少涉足的领域,不囿成说,时出新见。探讨的对象虽偏重于古代汉语(诗、词、曲、子弟书、骈文和文言文)而提出的问题、涉及的原则与现代汉语的研究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的这一研究成果,集中于《汉语现象论丛》(启功1997)。启功先生对“葛郎玛”(按指ｇｒａｍｍａｒ,他用这个词专门代替“《马氏文通》及其流派”或者“借鉴英语语法研究汉语的学说及其流派”)的态度,对汉语语法的发现,不待言,对于我们汉语界,尤其是英语界,是有重大意义的。第一,将国外语言理论引进汉语时,以英套汉不行,汉语自有规律,不能强华就英(根据“强华就梵”而推论之)。核心的问题是:汉语自有规律,引进不能死套。第二,关于语法,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有它的特定规律,如句中上罩下,句际有开合等等。规律是其内在的,而不是外加的或套上的。但以总体而力,我们的引进,走的弯路太多,效率不高。不走弯路的引进,效率高的引进,必须是化入的,创造的,总之必须是创化的,如现在的启功和此之前的赵元任、吕叔湘等等先生那样。那么,引进效率不高与两界形成“两张皮”造成了什么后果?虽然有“一张皮”(中文系学人的)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方面的辉煌成就,有另“一张皮”(外文系学人的)介绍、解释国外语言学的丰硕成绩,但我们拿不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拿不出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成果,毕竟是一个重大缺陷。二、引进效率不高与“两张皮”的原因引进效率为什么不高?为什么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不敢实事求是,是首要的原因。上面说过,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天下最好说而又最难实施的办法和最难恪守的科学态度。此说毫不过分。且不说在司法和政治活动中,坚持实事求是是要冒风险,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就说科研活动吧,稽查历史,从事实出发也还要受火刑哩。这样看来,从事实出发还真地存在着一个敢不敢的问题。即使无丢命之虞,也存在着愿不愿的问题。何以如此?从先验出发,从已有的结论出发,可以不动脑筋更不必说绞尽脑汁,可以不费心力,可以偷懒地颟顸对号,乱点“鸳鸯谱”,而从事实出发却要另辟新路,自费心力重新搭建框架。科学上创造有成固然令人向往,但荜路蓝缕却总是苦差事。启功先生就不怕吃这个苦。比如他指出“句中上罩下,句际有开合”,只说前一半吧,这得查多少句子,看多少古文,比较多少诗、词、曲,才敢这样下结论。可是他在著作中也只是举出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少数几个例子。而且吃了苦别人还不一定买帐,不一定掌声响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自1980年发表第一篇以后,至今整整十年了,未见到发表出来的反响……”(前言)因为读者有一个接受过程。音乐一响,屁股一扭,喉咙一放开,就跟着有喝采之声,那是玩儿,不是科学研究。咱要实事求是吗?咱就得受点儿冷落。有贾桂心态,可能是第二个原因。在外国人面前不敢抬头,不敢说的他Ｎｏ,也不敢说自己的Ｙｅｓ,永远搬进(“搬进”和“引进”是不同的),永远编译,永远紧跟。这种心态之下,如何会有自己的理论创造,如何会有化入与创生?更奇怪的是,凡是理论都得和外国人的对得上号,对不上号的就不是正宗,中国人的东西对不对要靠外国人说话,要仰仗外国人的鼻息。如此瞧不起自己,谈什么求是求真?与贾桂心态相反的健康心态又如何呢?且看启功先生。对外国的东西,他的态度,一是敢发疑问。他问:“‘葛朗玛’是否为分析汉语语言规律唯一可用的法则?没学过‘葛朗玛’的人是怎么读懂文言文的?”二是大胆设想。他说:“这时古典文学中的语言问题,愈积愈多,葛郎玛书中找不出答案,而自己的大胆设想也愈多起来。”三是走自己的路。“一气呵成地写了约一万字的稿子,题为《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随着就抛出去了。”四是敢负责任。“第二篇题为《有关文言文中的一些现象、困难和设想》,投出底稿以后,编辑先生拿来找我,说是商量几处问题。翻开一看,从头到尾,凡与葛朗玛不符合处,都被改得符合了。这比敲棒还厉害,简直是更换头骨,岂止是天灵盖!经我表示‘文责自负’后,才照未改本发表了。从这小事,也可看到葛朗玛之深入人心,沦肌浃髓的程度。”面对沦肌浃髓的葛朗玛,敢不敢坚持汉语的本相,这是敢不敢创新的关键了。论文作者敢还不行,还得编辑大人敢。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创造之难。启功先生这样的大手笔作者的创造,编辑都不让,无名小辈的“离经叛道”被斥为“花样翻新,胡说八道”就更自然了。五是再思。“思考语言的种种问题,真像浩劫中流行的一句话,‘老鼠生儿打地洞’,愈挖愈深。”一直思考到“词的切分是输入电脑的先决条件”。再思是科学态度。在这里,启功先生以此科学态度一下子就将自己与那种撇开事实、不要根据的踵事憎华之类的玄说区别开来了。六是要有理论勇气。他说:“我从小时起就没有算学细胞,科学头脑,现在在这本杂乱的论文集中的第三篇末竟自妄谈起电脑翻译的问题,岂不十分不自量吗!但老鼠挖洞挖到这里,是个树根,是个石块,也都管不了了。”(前言)这六条好象一条也不能少。我们姑且叫它为启功模式。所谓启功模式,是指母语为汉语的学者对国外语言学在汉语中的创化的心态、方式与思路。我想,这个模式马建忠先生的在天之灵是会同意的。笔者对启功模式的六点概括,自知远非灵心妙悟,若有穿凿附会之处,等着批评好了。说到这里,我得赶紧申明:对启功先生的探索,我也还未想清楚,也还在存疑问,顺着他的思路,我还在调查。因此,不存在着吹捧之嫌。因为,抱着大人物说了算,小人物来捧场的态度,仍然是贾桂心态的一种变体。这里所概括的启功模式,是一种治学心态,求是的思路,而不涉及到某一个学术结论。思路比学术结论更重要,更可贵。那么,为什么外语界与中文界学人各干各的一套?如果咱们不做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把自己摆进去,说真话,那便是:相当多的汉语界学者不能直接读通外语文献,外语界学者的大多数不幸的是,文本作者也包括在这个“大多数”之中汉语水平不高,两界的共同的问题是解放思想不够,理论勇气不够。先说第一个问题,相当多的汉语界学者不能直接读通外语文献,对国外新的理论经过转手诠释上手,一是上手迟,迟上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