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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载甚至十年八年也不是稀罕事儿,二是不甚理解术语,搞不通术语也就等于不理解学术精华,因而反映迟钝,视觉偏狭,这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有汉语实践的学者,却没有及时的直接的国外语言理论框架的借用,因而视野狭小,即使在汉语这块宝贵的语料上打滚,也难有大的理论创见。因为一个人能发现什么,往往取决于他头脑里有什么样的理论框架。由于不通外界,消息闭塞,就发生了沈家煊所说的那样的结果:“关门来搞自己的一套,造成重复低效劳动”(1996)。最终结果是不能产生向国外语言学挑战的自己的学派,也迟迟拿不出中国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的独创性理论。近代以来的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搞汉语研究,不能直接吸收国外先进语言学理论的人,却对语言学理论作出了真正有价值的贡献?没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在这个问题上,正面经验是,有成就的老一辈语言学家,如赵元任、王力、吕叔湘诸位先生,哪一位不是有了精到的外语从而能借鉴和运用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再加上有了母语汉语的深厚功底,从而对语言学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的?又比如说,现在的外语水平高的汉语界年轻博士,其研究势头就是比汉语界里“一条腿”的学人强得多。只要尊重事实,这都是可以看到的现象。原因之二,外语界学者的大多数汉语水平不高。涉及理论时,一般水平的作者的工作就是编译、简述、简介,水平高的是综述与评论。但总体上脱不了介绍与解释。汉语水平不高的外语系大多数学人,虽说能直接借用国外语言理论,由于没有过硬的母语功底,读不了艰深的汉语文献,进不了汉语专业领域(如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也难以有大的理论发现。有时洋货加上一两个汉语例子,不是将国外理论“化入”汉语实际,然后再“化出”自己的有创见的理论来,而是将两者勉强贴附。正因为汉语水平不高,外语界学人不敢深入问津汉语,怕汉语界的学者挑书中汉语的毛病(这个问题下面还要展开一谈)。于是,外语界多数学人就只好老是介绍、解释外国理论了。这虽然也是一种贡献,但终归不是“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终归不是“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成果”。原因之三,两界共同的问题恐怕是,解放思想不够,理论勇气不够。这一点与上面所说国外语言理论不能正确化入汉语的原因是一回事。这里再补充一些情况,以便向铭心浃髓地认识这一问题前进一步。用季羡林先生的话说便是“患了贾桂病,在外国人面前挺不起腰来”,他说:“多年来,我就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学术之林中,中国学者的声音几乎一点都听不到……原因何在呢?要找原因,并不困难,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专就语言学而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也差不多,我现在先置而不谈有个别学者患了明显的‘贾桂病’,总觉得自己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在‘老外’面前挺不起腰板来。”要把个中曲直说得令人信服,说得入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不揣唐突,在此提出一点猜想:中国语文研究的传统风格、传统思路即定势难以突破,是出不了中国自己的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原因。“中文系学人以音韵、训诂、方言、汉语语法的研究为主;外文系学人以介绍、解释国外诸语言学派的论点为主”这一状况,通过师徒授受而代代相传,辈辈照传,徒弟稍越雷池便自觉愧在师门,忝列门墙。语言学界师徒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地方不大像“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如闻一多那样的文学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尚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见。” 解放思想不够,缺乏理论勇气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外语界学人如果敢于迈进汉语领域,就有人出来指责“不务正业”。很多外语界学人却有此担心,他们不怕搞英汉对比,怕的是深入汉语领地。一旦深入,既怕汉语学人挑小毛病,又怕外语界内的人指责为“不务正业”。这真是为难了他们。所谓“不务正业论”是一个非常束缚人的手脚的偏见,其害甚烈。外语学人信奉了它,不啻为自戕。有些人还拿它戕人。外语学者报了跨汉语的项目不给批,有了跨汉语的不给评职称,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失策的做法,要害我们的事业,害几代人的。学外语教外语是正业,学外语研究外语是正业,学外语教外语结合研究汉语更是正业。你能说赵元任、罗常培、王力、吕叔湘等等大家干的不是正业?许国璋、王宗炎先生那样有远见的提倡“开发本国资源”、“拿出本土的材料来”,也是提倡不务正业?如果不是上面这些先生将英语和汉语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对语言学理论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如今的中国语言学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三、外语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如果允许我冒失地问,汉语学人的缺陷(不能流利地阅读外语文献)与外语学人的缺陷(汉语功底不好),比较起来,哪一边容易克服呢?也允许我冒失地答:外语界。因为汉语功底不强的外文系学人,毕竟身处汉语(我们的尾闾),只要下苦功(而不是说说而已)把汉语补上去有日可待。而根本不能读通外语文献的汉语学者,身不处外语海洋,要把外语搞通,似乎困难一点。所以沈家煊说,“在国家的科研对策上,应该鼓励外文系从事语言专业的人(包括研究生)在研究一般语言理论时,以汉语为研究对象。”(1996)他为什么不提出相反地鼓励?恐怕还是考虑了谁先拿到一门外语谁就有了一点儿基本的便利条件吧?当然,中文学人努力搞通外语,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外语学人应该“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拿出本土材料来”,“开发本国资源”,拿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拿出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枝学科成果,是我国外语学人的历史重任。从事实上看,这个分析也反映了众多外语学人自己的呼声。据我亲身参加过的五、六次全国性的外语研讨会第一次、第二次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的学术年会,连续五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第五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学术研讨会的情形来看,外语界同仁早有这样的呼吁:必须重视相应的汉语研究,必须主动介入汉语研究。尝鼎只需一脔,仅以最近一次在重庆大学(外语学院)召开的第五届全国系统-功能语法学术研讨会为例,大会就把这个认识必须重视相应的汉语研究,必须主动介入汉语研究写进了纪要:“……几个组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汉语研究,谈到从马建忠到我国当代的赵元任、罗常培、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老一辈学者应用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对汉语研究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谈到我国汉语研究的传统,以及汉语研究推陈出新等问题,显示了与会外语学者对我国语言学事业发展的深切关注和如何同汉语界携手共进,彻底改变‘两张皮’局面的历史责任感。” 四、何来历史重任之“重”? 在外语学人“联系自己家里的事情”,“拿出本土材料来”,“开发本国资源”的过程之中,应该不怕汉语界的人挑毛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汉语界的人挑毛病是题中应有之事,是好事,是促进学术的动力。“不怕”不是厚着脸皮。“不怕”必须是从科学的心态出发。“不怕”必须以努力、刻苦为前提。外语学人必须像啃排骨人之愿啃咂排骨,只缘骨头缝里藏精髓那样耐心地攻下较难的汉语资料(如古文、音韵等等)。而探得这些东西又远非易事,须有长久的修炼。重任之“重”即由此而来。唯有这样的穷我们一生之力的重担,才能压出这样的正果:将国外理论“化入”汉语实际,而不是将两者勉强贴附,然后再“化出”自己的有创见的理论来。看来不下这个决心是不行了。从长远的意义上看来,仅有外语研究的成果,没有对自己母语汉语的研究,我们就不会给后人留下真正的财富,也就不足以在中国语言学界立足。毛病有人挑,毛病才会好。我曾经就此问题在1997年10月24日请教过王宗炎先生,我说:“我问过一位外语界很有影响的先生,‘您写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就不写一本将国外语言理论化入汉语的书?’他的回答是怕汉语界的人抠汉语的小毛病。”王先生笑答:“怕犯错误,这没有必要。有了错误就改,就承认。人怎么能不犯错误?想得不周到就是错误。科学就是在反驳错误中发展的。英国的Michal West编了好几套教材,他公开讲,哪一套是好的哪一套不好。先以为都好,可是一用起来,就知道哪一套不好了。赵元任也是这样。美国的Dwight Bolinger是赵的学生,他说赵先生从来不犯错误(Chao never went wrong),赵元任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赵元任的错误在哪里(where Chao went wrong)”,自己揭发自己的错误。权力是你有我就没有,而学问一经交流,你有了,我也有了。青年教师最怕回答不了学生问题而丢面子。我常给青年教师讲,学生在课堂上提问,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要查书,问人。要是讲课讲错了,下一课就公开纠正。人家看了你的文章,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