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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你,是为你服务,他读了你的东西,才能讲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是不同意吕叔湘的意见的。我寄给了他,说,我并不一定想发表,只是想知道你的想法。结果,他拿到《读书》上发表了,还说,“你以后有什么想法,就直接给《读书》写文章。这就是学者的态度。搞学问不要管他是“正统”还是“歪统”,首先问它对不对。我说,学问上搞修正主义最好。搞学问就是要修正错误嘛。”我以为,王先生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便是“不怕”的科学心态。对自己的文章,有人挑毛病才真正能够放心(说明有人读),没有人挑毛病才反而放不下心(说明没人读)。这才是科学的心态。王先生的这个阐发具有从战略上放下包袱的重要意义。他不是回避,而是从科学的高度概括出“科学是在反驳错误中发展的”这一毋庸刊误之论。一切自忖汉语功底不强的外语学人的当务之急便是补习汉语。我想从撰写《汉语文化语用学》的实践中,反思一下自己是如何学习使用汉语资料并从中获益的,也许能为别人提供某种教训。这本书用过的汉语资料及其对构建《汉语文化语用学》的贡献大致是: 1.大量的中文报刊、杂志、书籍和资料中的真实人的真实话语作语料:一个一个的句子语境句和零语境句全部都必须是真实人的真实话语。整个作品就奠基在这些真实的语料之上,一切理论由此而生发。这是拙著撰写的初衷,此处不再赘。 2.《论语》:作为古代中国人的会话案例,受到了穷尽性调查。从中探求了古代中国人会话的语用策略,并验证了“‘合作原则’不必是原则”的结论;从《论语》所记录的对话中,可观察到它如何表现语境干涉,如何表现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参与,以及如何描写说话时发生的智力干涉。 3.《文心雕龙》:穷尽性调查,所获资料分布在第一章与第五章。从三个方面体裁的检索、口语记录和语言的功用,可以看出刘勰对语言作了多方面的观察与评论。关于这个方面,有如下几个认识可以一谈:第一,《文心》不仅是文学理论的伟大之作,也是语言研究的伟大之作。第二,我们承认了第一点,那么,刘勰的《文心》有没有资格当成语言著作来看的问题,讨论刘勰的语用观是不是牵强附会的问题,就明明白白了。还可发现他的语用观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语应曲隐,二是语用原则,三是语用策略,四是篇章联结。刘勰的语用观,绝不是牵强附会之说,其论述既丰富又精彩,其方法接近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案例分析(个案分析),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文化语用观。对于国外语用学理论来说,刘勰的语用观尤其独特的两点是,语用原则中有一个美学原则,篇章联接中有语助词的连贯作用,这两点是国外语用学所绝无而我们汉语文化所仅有的。 4.《管锥编》:从中找到了大量的资料,分布在五个章节之中。笔者企图从理论上说明中国人的独特的审美情趣与理想如何影响了汉语文化的语用原则与策略的形成,以及这些审美情趣与审美观念如何推动了中国人会话中的智力活动的推演、附着符号束的使用以及语境干涉的发生。 5.《谈艺录》:同上。也就是说,从《管锥编》、《谈艺录》里,主要是为汉语文化语用学的形成吸取理论营养。 6.多种版本的《汉语语法》教材的句法部分:用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句法体现”里。也就是说,要从头至尾检查一下汉语句型的语用理据。这些语用理据人们并不察觉,说话人将突出自己的目的与意图的手段(语用理据)当成了语法规定。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才发现句法里有许多东西原来并不是句法所管辖的。使用日久即成法。 7.《庄子》:穷尽性调查,所获资料主要分配在第六章的第二节“文学体现”里,因为它是文学性的对话,即庄子编排出来的对话,而非真实的日常生活言语,故无资格作为语用学的本体论语料。但是,它作为语用的体现关系,即语用原理、原则与策略在文学里的观照,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是非常理想的,原因就在于它本身是古代文学的范本之一。 8.《阿Ｑ正传》:穷尽性调查,所获资料也是分配在第六章的第二节“文学体现”里,理由与《庄子》相同。不同的是,它是现代文学的代表。 9.《红楼梦》的英译本The Red Mansion:对其第三章逐句调查,所获资料也是分配在第六章第三节“翻译体现”里,理由与《庄子》相同。 10.《禅宗公案》一组(包括《佛教禅宗百问》、《禅门公案586题》、《佛教典籍百问》、《大地边缘人物禅师故事》、《佛教密宗百问》、《一味禅》、《禅诗今译百首》、《佛经寓言故事》、《僧道小品》、《古译佛经寓言选》等等):这些公案分配在“导论”、语境干涉、附着于人的符号束的参与、智力干涉、语用原则和策略和语用的体现关系各章节里,有力地显示了汉语文化语用学的特点。这些公案,就是现代语言学要求的对话案例,不过这些对话是发生在古代僧人禅师之间而已,这不就是最理想的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吗?但西方语用学对它无能为力。所谓“合作原则”,禅门公案里的对话,没有一条对得上。王宗炎①指出:“用不合作的办法来合作,这是中国禅宗对话的特色。”西方语用学容不了它,但是汉语文化语用学却将其舒舒服服地一一安顿下来。显然,笔者绝无也不敢命他人援用以上汉语资料的意思。这些资料的列举,只是为了说明:(1)可以直接从中获得材料。拙著的汉语语用学基本的原理、原则和策略,都是靠这些材料垫底。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没有这些材料,就没有汉语语用学。同理,可以大胆推论:没有地道的汉语材料的全面使用不是拣几个汉语句子贴一贴,点一点也就不会有其他的“汉语什么什么学”。(2)可以从中得到方法论的启示。没有材料就没有观点,也随之没有了理论。材料变了,观点、理论就应该跟着变。若事实对不上理论,就应该修改理论,而不是“修改”事实。所以,我们研究汉语什么什么学,就只能依汉语、从汉语,并概括出符合汉语的新语言理论来。因为从事实出发是科研的最根本的法则。这就是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的语用学不能代替汉语文化语用学的根本原因。关于国外语言学理论化入汉语问题,以及外语系学人的历史重任问题,如果容许我唐突提出建议的话,不妨援笔概括如下:如果我们想拿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拿出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枝学科作品,我们就得:一,吃透“隔壁人家的事情”,二,下功夫加深汉语修养,三,将前者化入后者,拿出自家的东西来。参考书目 1.陈　平(1991)《现代语言学研究》,重庆出版社。 2.刘润清(1995)许国璋教授与英语教育,《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 3.启　功(1997)《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 4.钱冠连(1997)《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5.沈家煊(1996)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1。①“王宗炎论语言研究的一次谈话”,待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