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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9年-1994年选题状况 1)调查情况如下: 《索引二》(1990-1994)收录文章题目共143个。与1990年以前相比,发展出来的新题目是:交际策略探讨/陈思清,论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李绍山,“一语多用”初探/周亚光,语篇语用学扎记/胡壮麟,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沈家煊,对于预设与推涵的思考/李锡胤,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王得杏,John Searle:从言语行为论到心智哲学、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借鉴与批判/顾曰国(共2),论维索尔伦的元语用选择、语用学:语言适应论———维氏语用学新论评述、语言符号的局限性与语用学、论构建语用推理模式的出发点———新格赖斯理论评述/钱冠连(共4),自我认识与跨文化交际/王宗炎,也评“关联理论”/曲卫国。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句法、语言用法中的语用功能分析。徐盛桓系列论文见后。 2)对调查的概括: 第一,对国外的发展盯得更紧,几乎是亦步亦趋。第二,开始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形态与理论意识。如徐盛桓的新格氏会话含意理论研究系列论文开始出现:语用推理,“预设”新论,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会话含意理论的新发展,论“一般含意”,格赖斯的准则和列文森的原则,论常规关系,论意向含意,上指预测的语用因素。对这种判断(“开始出现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形态与理论意识”)的一个支持是沈家煊的“语用学分支报告”。报告中涉及到理论研究部分时指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出现后也有人(徐盛桓,1993,1994等)对这种语用推导机制加以修正和补充,进而提出自己的会话含义理论框架。 3. 1995年至1999年的选题状况 1)调查的情况如下: 《国外语言学》这五年期间发表的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5篇。《跨文化语用学:人类交往语义学》评介/范文芳,什么是语际语用学/何自然,英语会话中的沉默研究/左岩,《语用学导论》介绍/徐海铭,《言语交际中的语义:语用学导论》评介/俞东明。《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16篇。较新的选题有:话语分析二十年、话语分析在中国/徐纠纠(共2),会话隐含理论的新发展/张绍杰,Ｈ.Ｐ.Ｇｒｉｃｅ的意向意义理论述评(上、下)/王传经,我国的语用学研究/沈家煊,含意本体论研究、疑问句的语用性嬗变/徐盛桓(共2),含义分类标准评析/熊学亮,评《相互作用中的意义:语用学导论》/洪岗。《外国语》这五年所发表的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43篇。较为新的选题有: 论荷恩的等级关系———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系统研究之十/徐盛桓,新格赖斯语用机制新在哪里/钱冠连,语用的体现关系/程琪龙,会话中的障碍修正结构分析/李悦娥,从Ｈ语法和语用学的基本方法论看两者的互补可能/熊学亮,话语含意化过程———含意本体论系列研究之四、含意研究的逻辑学思考/徐盛桓(共2),话语相关与认知语境/刘家荣,语用方式———语用的语法化/何刚,试论话语分析的三个标准/黄振定,胡塞尔、格赖斯和塞尔意向理论比较/徐海铭,调整语话语初探/戴炜栋、李明,亲疏尊轻的理论框架与人称指示的语用对比分析———汉外对比语用学的尝试/余维,发展语用学关于儿童话语能力的研究/丁建新,90年代看语用/何兆熊,语境的动态研究/何兆熊、蒋艳梅。《现代外语》这五年所发表的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15篇。新面孔的选题有:认知论域与照应释义/吕公礼,选择、重构、阐发、应用,信息状态研究/徐盛桓(共2),语用学的方法论与解释力/易仲良,单向语境推导初探/熊学亮,两个语用原则与英、法、汉反身代词长距离照应特性/李燕玉。《外语与外语教学》这五年所发表的语用学方面的文章共25篇。新的选题有:语用———语言研究的一个视角/何兆熊,含意本体论与句法语用学,常规关系和文化教学,含意本体论论纲,含意的两种形态,含意运用与常规关系意识/徐盛桓(共5),语用·认知·言外义/沈家煊,知识、策略和编码/彭宣维,语言形式与实体辨析的当代语言学意义/熊学亮,言语审美的语用意义探析/南佐民,有关语用隐喻的若干问题/胡壮麟,语用学的哲学渊源/钱冠连,关于英汉对比语用学的几点思考/陈治安、文旭。 2)对1995-1999年我国语用学选题的概括: 第一,一个明显的可喜变化是,我国语用学者的独立的理论意识增长起来。支持这一个判断的事实有,少部份学者对国外语用学理论已由单纯的引进与介绍转向了选择、重构、阐发、应用、批评的状态。徐盛桓的工作(两个系列研究)可以成为这个方面的一个代表。以他对新格赖斯理论的研究为例,对格氏理论上的扬弃的过程,首先要经历一个理论上的选择阶段。对列文森原来论述的阐发和作出必要的修正,是研究的深化的要求。他认为,对国外语言学理论要学习、要吸收,但现在似乎还可以提出:不要过多地依傍,也就是说,应该在研究国外语言学理论中创造一点自己的东西。还有一些学者的论文,可以看出明显的独立的理论探索色彩:对于预设与推涵的思考/李锡胤,单向语境推导初探/熊学亮,语言符号的局限性与语用学/钱冠连,会话中的障碍修正结构分析/李悦娥,亲疏尊轻的理论框架与人称指示的语用对比分析———汉外对比语用学的尝试/余维,等等。“关于英汉对比语用学的几点思考”(陈治安、文旭),意图在建立我国自己的语用理论的基础上(但须强调增加对共性与普遍性的支持,才是有意义的———钱注),进行英汉对比,显然还是主张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意识。还有,在介绍国外理论时,也没有一味盲从,不忘理论的修正。如,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批判、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借鉴与批判/顾曰国,等等。对《汉语文化语用学》的出版,王宗炎先生从提携后进出发,曾提出过作者的“理论建设最后在哪里表现出来”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部专著的出版,只是表明了我国语用学者独立的理论意识的开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不能更多地说些令我们自己高兴的话。第二,在源源不断地理论输入的同时,理论创造却尚未形成力量。大面积的语用学者的研究仍然处于对外国理论的亦步亦趋的引进、介绍、评述、阐发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好处是,毕竟可以跟踪国外理论的发展,给国内以源源不断的理论注入。可是,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已经二十多年了,自己的理论形态的缺乏,肯定是一个严重的的问题。这个问题下面还要提到。二、报告国际语用学者的选题状况调查的重点对象是PRAGMATICS。从它九年(1991-1999,共36期)首文选题研究之中,我们可以辩认出以下几个方面是国际语用学研究的主流: 1 鲜明的学术原创性,注重理论上的创造。PRAGMATICS发表的语用学论文,经过一番对前期理论的回顾与检索(review或综合theoretical precedents)之后,总是能导引出超过前人的新理论来。一般论文如此,更不消说首篇论文了。九年的事实说明,论文价值的唯一标准是:originality.当然PRAGMATICS上也有介绍性的文章(不叫论文),一般以书评或者报告的面目放在杂志后半部。这类东西数目少,没有形成“主流”。这个方面与我们两相迥异了:他们是走自己的路,我们是绝大多数的学者长时间地走在人家的大道上。他们不仅重视应用研究,也重视纯基础理论研究。仅举两例加以说明:Learning to think for speaking: Native language, Cognition, and rhetorical style (Danl. lobin,1991/1)认为,我们仅能彼此交谈和理解的是一种具体的语言。我们在孩提时代学会的某种语言或某种语言不是客观现实的不偏不倚的符号系统。每一种语言都是对人们经验世界的主观取向,这一取向影响了人们说话时的思考方式。Language ideology: issues and approaches (Kathryn A. Woolard,1992/3)指出,语言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与谈话形式的中间协调环节。作为如此关键的环节,语言意识形态比以往更为值得(在协调性与分析性上)注意。这两例是对语用学的哲学思考。又如,对现有理论进行讨论与修正的例子:Register and the redemption of relevance theory: the case of metaphor (Andrew Goatly,1994/2)一文的新见在于,指出格赖斯理论,尤其是很有潜力的、从格赖斯理论发展而来的关联理论,也有缺陷。它不能处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