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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和变译理论的异同分析》的英语翻译论文库：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和变译理论都从理想中的翻译走向了现实中的翻译,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对翻译本质的再思考;对原文的重新定位;对忠实对等观的质疑;对译者和接受者的重视;对翻译目的的强调;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的多元化。不过,二者的理论来源同中有异;在研究态度和研究侧重点上存在着较大差别。

关键词: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变译理论;相似性;差别

“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functionalist skopostheory)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至今仍然在不断修正和发展的,以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J•弗米尔(Hans J•Vemeer)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functionalist theory)。该学派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被称为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支劲旅。国内相关翻译理论著作,比如周兆祥博士《翻译与人生》以及黄忠廉教授的《变译理论》中的某些翻译思想与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翻译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有学者认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是建立在“非译”基础上的改译理论,[1]也有学者认为,周先生所提的意图可能就是德国功能派目的理论中提到的“purpose”。[2]而黄教授提出的“变译理论是外国某理论的翻译版,如Chirstiane Nord (2001)所研究的‘功能翻译理论’”,[3]周、黄两位先生分别否认了上述说法,周先生指出,他提出的“意图”没有任何理论基础。[2]黄教授指出,变译理论其实并非功能翻译理论的翻译版,但“彼此间的联系是割不断的,有待研究”,[3]为讨论方便,我们姑且将黄忠廉在周兆祥观点基础上发展的理论称为中国变译理论此问题。笔者试图从的异同点出发进一步探讨与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和变译理论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

一、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和变译理论的相似之处　

　
从理想中的翻译走向现实中的翻译。传统翻译理论关注的多是理想中的文本翻译,讨论的翻译对象也大多是宗教或文学等所谓的“神圣”文本,因而传统翻译理论者认为,在翻译这种活动中,原文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有权威的,译者所能做的只能是仰视原文,毕恭毕敬地复制、传递原文的形式和内容。那么译文“忠实、对等”于原文,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尽管从古至今,也有不少“离经叛道”的译者,出于种种原因,“不忠、不信”于原文;尽管这些译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社会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终因其“不忠、不信”而“难登大雅之堂”,受到翻译研究者的忽视,甚至贬斥或批评,如严复、林纾、苏曼殊、普希金、库恩、庞德等的翻译。而20世纪中期以后,翻译活动日趋复杂,无论是文本类型、传播渠道、译文读者、译文用途、译文接受环境还是翻译目的等,都发生了剧烈而多样的变化,传统翻译理论的“理想性”与实际发生的翻译活动的“现实性”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理想的”理论有时无法解释和指导“现实的”翻译。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和变译理论学者———作为具有丰富翻译实践和教学经验的译者和翻译教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现实的翻译”上。在下列六个方面进行了殊途同归的理论探索:
(一)对翻译本质的再思考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按照委托人的翻译指令(包括目标文本的具体情景、读者要求、接受时间、地点、媒介等)创作一个符合翻译预期目的和功能文本的活动,并将翻译概念扩大为“翻译行动”(translational ac-tion)这一涵盖范围更为广泛的术语,将翻译研究的对象扩大为各种类型的跨文化传递。这样,翻译就被视为某种新的、原创信息的交流,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公认的形式给译语读者提供与原文“同样的”信息。[4]变译理论的先行者周兆祥先生从实践需要的角度,对翻译的传统形态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根据传统的翻译观,只有将原文逐字逐句逐段翻译出来,才算是名正言顺的翻译,但在新的历史阶段中,根据当前需要而定的“改写、编译、节译、译写、改编”等也是堂堂正正的翻译方法,因此,不应囤于传统的翻译观,而应根据现代社会的时代需要,转变翻译观,转变翻译态度和方法。“变译理论”的提出者黄忠廉先生的理论则可以看作在上述变译翻译观萌芽基础上的进一步延续、升华和系统性阐发。他认为,翻译是“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并求得二者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并将翻译分为窄式翻译和宽式翻译两种类型,前者指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并求得风格极似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后者指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3]
(二)对原文的重新定位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把原文看作翻译的起点而非评判译文成功与否的惟一准绳,译者可以根据翻译目的,通过选择原文中那些最适合目标情景要求的特征进行传译,对译文接受者进行“二次信息提供”。变译论者也强调可以对原作说不,一反过去对原作求忠、求等的心态,翻译行为变为以译者为主或译者介入,原作的一切可以为译者所用。[3]
(三)对忠实对等观的质疑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变异过程,译文功能与原文功能的等值是例外情况而不是相反,并论证了忠实对等观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周兆祥先生对“信达雅”的地位提出质疑,提出了“为什么要‘忠信’”的问题,并论证了翻译并不一定非要做到忠实,只要对跟翻译有关的各方面负责即可。[5]这种突破忠实对等信念的观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虽显得有些极端,但它似乎更合乎翻译理论的性质:解释翻译现实,尤其是那些被传统翻译理论忽略的现实。周先生在《翻译与人生》中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6]在黄忠廉教授看来,“从开始翻译第一个字起,就已经没有真正的‘信’可言。”所谓的忠实、等值、信、等效或动态对等,都只是一种理想,是乌托邦。但他同样认为,翻译标准需要上述标准作为译事的动力,不妨将翻译分为“应该是”层和“是什么”层,前者明示方向,后者反映实际的操作过程。[3]
(四)对译者和接受者的重视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将译者提升到跨文化交际互动专家的地位,强调译者能动的介入,将译者从要忠实于原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赋予译者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创造空间。同时,将译文读者的要求视为决定翻译目的和策略的重要参考标尺。变译理论提出,要解放被语言绳索束缚住的译者,解放其“生产力”,译者的地位和创造性也提高了,从原作的奴隶地位解放出来,成为驾驭原作、运用原作于股掌之间的能手,从仆人升为主人,从配角成为主角,对原作不再是全译层面上的“毕恭毕敬”,而是可以与原作竞争,可以超越、可以加入、可以修改等。同时要凸显接受者的不同需求,满足有特定需求的接受者,突出译文的有效供应。[3]
(五)对翻译目的的强调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认为,在作为跨文化互动的翻译过程中,“译文的形式首先取决于其在目标语境中要实现的功能或目的。”译者应当采用最适合于实现译文目的的翻译策略,不管其在特定的翻译语境中是否被视为“标准的”翻译方法;简而言之,在创造译文时,“结果使方法合理化”。[7]周兆祥先生提出,应把委托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顾及文化、语用、委托者的要求等因素,这些都是决定翻译策略和评价译作的要素。要明确翻译目标、了解委托者目的,与其达成共识。[6]黄忠廉教授也指出,译作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译者变译策略的选择,策略取决于取向:译文给谁用、怎样用、想收到何种效果、怎样读者会乐于接受等。[3](六)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的多元化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认为,考虑到译文所要面对的读者具有多样性,在特定情况下,采用翻译、解释甚或是改编的策略,都可能是最合适的策略。例如,译者在翻译科技文本时,可以翻得相当直,为儿童翻译《堂吉诃德》那样的作品时,可以进行改写,翻译佛教用语时,可以将大多数现代读者不能接受的、没完没了的重复删掉,将美国商业信函译成德语时,可以添加礼貌性的客套话等等。[7]周兆祥先生认为,“翻译工作有很多种类,在不同情况下做,有不同的标准……能够达到既定目标的译文,就是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