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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有些人持不可译观点。18世纪末,威廉·洪堡特说,“在我看来,任何翻译毫无疑问都是试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然要撞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过分恪守原作而损害本国人民的审美习惯和语言,或者过于照顾本国人民的特点而损害了原作。要找出某种折衷的办法不仅困难重重,而且简直是不可能”(杨衍松2000: 51)。倪梁康在《译与不译———这是个问题》一文中说,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也主张,思与诗一样,是不可译的(许钧1998: 18)。

奈达认为翻译是完全可能的,但他同时指出,翻译不可能绝对完整地再现原文所有意思,“即使在同一语言内,语言交际中的绝对等同形式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更会如此。因此,不论是语内交际还是语际交际,意义的绝对同一性都是永远达不到的”(谭载喜1999: 60)。

本文认为,翻译是可能的,语言是可译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等同的事物,译文与原文的绝对等同不存在。否则,译本也不会被叫做译本,应该叫做副本才对。翻译是有限度的。本文主要从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的角度对此观点给出合理的解释。

2．作为一种交往活动的翻译

托马斯·默伽塞说,“普遍语用学的立论基础是:不仅是句子中的语言、句法、语义诸特征,而且还有话语中的一定的语用学特征;不仅是语言,而且还有言语;不仅是语言资质,而且还有交往资质,都允许普遍意义上的理性重建”(哈贝马斯1989: 12)。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也被称为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哈贝马斯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而其他的社会行为是以达到理解为目标的交往行为的衍生物。而语言是进化的社会文化阶段上理解的特殊媒介,所以具有明晰性的言语行为就成为普遍语用学研究的焦点。

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在实施任何言语行为时,必须满足若干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并假定它们可以被验证或得到兑现。这些要求包括: 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2)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 3)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以及4)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将这4点展开就是: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达到相互理解;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能信任他);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成认同。(哈贝马斯1989: 2-3)概括讲,这些有效性要求就是语言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规范性要求。

我们可以把翻译看成一种交往活动,因为它涉及到原作者(原文)、译者和读者的交往关系。伽达默尔指出,“Hermeneus(诠释)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翻译这个职业因而总有着某种‘自由’。翻译以完全理解陌生的语言并以对被表达东西本来含义的理解为前提。谁想成为一个翻译者,谁就必须把他人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诠释学’的工作就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许钧2003: 291-292)。

可见,翻译是“拥有某种自由”的译者把他人(作者)意指的东西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使之成为另一个世界的人们(读者)可理解的东西,所以可以把翻译看作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只是它是一种涉及到原作者、读者和译者的特殊交往活动而已,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正如许钧所说,“译者面对的是原文本而非作者、隐含的读者并非读者”(许钧2003: 292)。这样翻译这种特殊的交往活动也要满足上文提到的语言可理解性和三个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真诚性、正当性或规范性要求。

哈贝马斯还改造了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侯向群2003: 97):通过语言这种中介物,“主体将他自己界分了出来———1)从他作为观察者的第三者态度出发而将自己客观化的环境中, 2)从他作为参与者的自我=变更态度出发而对其遵从或背离的环境中, 3)从语言自身的中介中———界分了出来”(哈贝马斯1989: 67)。这样,哈贝马斯就将现实世界划分为外在自然、社会、内在自然、语言,提出一种交往模型:“在其中,语法性句子通过普遍的有效性要求,被嵌入与现实的三种关系之中,并由此承担了相应的语用学功能:呈示事实,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表达言说者自身的主体性。根据这个模型,语言可以作为相互关联的三种世界的媒介物而被设想,这就是说,对每个成功的言语行为来讲,都存在着下列三重关系: 1)话语与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 2)话语与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了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给定社会中,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 3)话语与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在世界的关系”(哈贝马斯1989: 69)。所以,作为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活动,翻译也涉及到三个世界(自然、社会、主体内在世界)和三个交往层面:主-客关系,以人类的客观知识为基础;主-主关系,交往个体与其他交往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主-主-客关系,任何个体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都是经过社会群体主体的认识与理解实现的,也就是说要经过社会主体在广泛交流与交往中形成的一套准则与规范的检验(吕俊2002: 91)。

翻译活动作为一种交往活动,只要满足交往活动的普遍有效性,关照到与三个世界对应的三个交往层面,是完全可以实现主体之间的互相理解的交往目的的。将吕俊运用哈贝马斯的三个世界理论对翻译活动进行的分析进一步应用到对不可译性的分析上,可以很容易看到,持不可译观点的人“只是看到了翻译这种活动的第一个交往层面,于是产生了求真、求确、求一致的标准”(吕俊2002: 90),强调译本与原文本的绝对符合,当他们发现这种绝对符合不可能的时候,就得出极端的不可译论。他们否定交往的第三层面的能动作用,即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可以使译者、原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营造和谐的主体间性。他们认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靠不住,它的存在只能造成主观与客观的背离。这一点是由于不可译论者遗漏了翻译这种交往活动的第二层面。“主体间的对话关系不能只限于第三层面,这样会导致翻译活动只限于译者与另一个主体(实际上是客体化的主体,即作者)之间的关系”,致使主体能动性的任意发挥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所以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所得到的理解及所生成的意义还要放到翻译交往活动的第二个层面———社会世界中,“用社会群体主体在广泛的交流与交往中形成的准则与规范来进行过滤、提纯、梳理、归纳、整合、运用、检验,以确定其有效性”(吕俊2002: 90-91)。

这样,翻译活动就兼顾了与三个世界相对应的三个交往层面,达到主客观的辩证统一。持不可译观点的人过于绝对化。翻译是可能的,理解是可达成的,但是翻译也是有限度的。

3. 营造和谐的主体间性

这种不可译的观点从某种程度来讲,与绝对忠实的观点有关。由于绝对的忠实,即主观与客观文本(或者说译本与原文本)的绝对符合的无法实现,导致了不可译论者的绝对化,得出了不可译论的极端观点。他们没有看到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第二世界即人类社会的规范的约束下能够营造和谐的主体间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许钧2003: 293)。“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应是平等而又互相尊重的,百分之百的要求译者忠实于原作是不可能的”,“任何翻译都是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对话和沟通(不同语言、文化的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