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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佛经翻译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质之争”是当代翻译中归化与异化之争的最早的一次交锋。通过分析佛经翻译史3个阶段“文质之争”发展的情况和结果，进而引出我国当代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之争，经过对比提出归化与异化应该互相结合，协调统一，才能使翻译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代写英文教学论文
关键词：佛经；文质之争；归化；异化
佛经的翻译前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大概可以分为3个时期：早期是从东汉至西晋；中期是从东晋至南北朝；隋朝统一至中唐则是后期。当代译界争论已久的归化与异化的话题在我国则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实质上是当代我国归化与异化之争的根源，“文”与“质”这两个翻译标准一直贯穿整个佛经翻译史，翻译理论发展到了现代，出现了直译与意译之争，继而在当代发展成了归化与异化之争。在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结果是文质兼顾获得了历史的认可。“文质之争”的结果对我国当代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借鉴。
一、早期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
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者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兰、安玄、康巨等人。安世高的翻译倾向于“质”，有时为了忠实于原文结构，重复颠倒，对于一些术语的翻译也不够精确，比较晦涩难懂。《高僧传》中对安世高的译本的评价是“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支谶①与竺朔佛②合作翻译的经书，采用的也是“质”译，即“贵尚适中”而以“弃文存质，深得经意”为旨意。康巨在汉朝时译的《问地狱事经》，“严直理质，不加文饰”[1]67。支谦在《法句经序》对竺将炎③的翻译评论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旨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不雅。维抵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尧，勿失厥义，是则为善[2]79。’”这是佛经翻译史上著名的一次“文质之争”，结果是“质派已然在理论上获得胜利，但其实际结果是由文派最后成书”[3]。由此可见，在支谦之前的佛经翻译一般都是采取“质”译的。但是，“三国时的支谦和康僧会主张译文中减少胡语成分(即音译)，不死扣原文，在文字质量上是提高了，但却产生另一种偏向，就是删削较多，文简而不能表原意。于是竺法护④再予以纠正，译文又偏“质”[1]69。
这一次“文质之争”表明，从有翻译开始，对翻译的标准就有不同的看法，“文”强调修辞和通性——翻译的可读性，“质”强调不增不减——忠实性，但是不管是“文”还是“质”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二、“文”与“质”走向调和
到了东晋至南北朝，佛经翻译进入中期阶段，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在标准上，“文”与“质”依然继续作较量，在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即“文”与“质”的调和派。在此阶段佛经翻译的著名译者有释道安、赵正、鸠摩罗什、真谛和彦琮等人。
道安是佛经翻译中期“质”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案本而传”，提出了的“五失本”和“三不易”的佛经翻译理论，他的这个理论主题还是提倡要以“质“为主。而彦琮在他的《辨证论》中开卷就完整重复了道安的理论，提出了“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和道安如出一辙。
与“质”相对的“文”的代表继支谦之后是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精通佛经原文的梵语，在对翻译的困难上比一般的译者认识要深刻得多。他觉得“因译传意，岂其能尽”，所以提出了变“质”为“文”的3原则，即增译、减译和变通的翻译技巧。依鸠摩罗什之见，只要“趣不乖本”，翻译的时候做出必要的增减，文章会更流畅通达，文本中的意义能更好地传达。但是一味追求“文”就会失去很多原本要传达的意思。
力求调和“质”派和“文”派矛盾，融合两派特长的文质融合派在这个时期出现在了佛经翻译的舞台上，主要译者代表是慧远和僧佑。慧远通过对梵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规律的研究，指明“文”有“文过其意”的局限，而“质”有“理胜其辞”的缺点，从而提出“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的折中原则，主张文质兼顾。和慧远一样，僧佑认为“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所以文质都应该兼顾。后来的历史证明，文质兼顾的佛经翻译使得佛教在中国传播得更快更广，说明文质兼顾的佛经译文比只顾“文”或只顾“质”的译文更容易得到中国人的接受，因其更容易被读者理解而成为中国的大宗教。文质兼顾在佛经翻译的后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佛经翻译最出名的译者就是唐朝的高僧玄奘。玄奘翻译的佛经，“比较起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同样，玄类⑤的翻译较之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比较义净那样诘屈赘牙倒又近乎意译”[1]72。可以说，在玄奘的译文里，文质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能“文”时则“文”，能“质”时则“质”，梁启超对玄奘译文的评价很高：“若玄类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2]83。”
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易于被中国人接受的优秀的佛经译文，佛经翻译对我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就曾指出：“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然此殆可谓为翻译文学之直接产物也[4]。”
三、归化与异化之争
佛经翻译中的“文”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意译，“质”就是“直译”，而“归化和异化是直译和意译的延续”[5]，通过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我们可以借鉴其发展历史，更好地处理归化与异化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归化与异化问题成为国内翻译领域中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大多数的翻译学者认为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无外乎就是归化与异化。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概念作为术语，最早是由劳伦斯•韦努蒂提出并使用的，含义分别为：“归化法是译者为了制造出透明、通顺的译文而将异域文本中的‘陌生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翻译策略；而异化法是指译者为了故意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进行冲击而保留原作中一些‘陌生性’的翻译策略”[6]。
归化强调的目标语文本的可读性，因此源语文化在目标语文本中与目标语文化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它们之间的距离更近；而异化则是尽量使目标语读者感受到源语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语言与文化差异，把读者引向源语文化[7]。
纵观佛经翻译发展史，纯粹追求“文”或“质”的佛经译文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与文质兼顾的译文相比拟。而在当代翻译中，对于一个译者来说，在翻译的过程只采用归化策略或者只采用异化策略是也不可能的。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那么毫无疑问地，译文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在翻译过程中只采用单一的归化策略或者单一的异化策略只会使译文变得更糟糕。
当一个译者采用归化策略时，他会倾向于采用目标语语言文化中现存的概念来再现和传达源语语言文化中的差异性。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采用归化策略翻译过来的译文从语言方面来说固然会更流畅、更自然、更易懂[8]。但是这样的翻译往往会给目标语读者制造一个假象，那就是他们读的译文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化来写的，源语中的语言文化和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化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单一采用归化策略的结果就是强势的语言文化不会显示出真正的语言文化的差异，而弱势的语言文化就不得不在翻译的过程中改变自身的表达方式去迎合强势的语言文化。这一结果将会阻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单一采用异化策略同样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单一采用异化策略翻译的译文虽然保留了源语语言文化中的差异性，但是对于目标语语言文化中的读者来说往往很陌生甚至怪异，有时甚至会被目标语读者拒绝。这样的结果同样会阻碍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佛经翻译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何那么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文质之争”对异化与归化之争的借鉴意义
我国佛经翻译呈现出一条在“文”与“质”二者之间来回探求最终于辨证统一处达到顶峰的路线，其中“文”与“质”各得其所，在翻译文化史上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代翻译理论与古代翻译论有共通之处，前者可以丰富后者，后者可以借鉴前者；借助古翻译理论可以梳理现代翻译理论中含混的线索，进而在重新认识历史的基础上发现后者对今天翻译研究的启迪作用。“文质之争”的结果证明只有文质兼顾才可以使佛经翻译达到最佳境界。追求绝对的“文”或“质”的译文经过历史的选择最终还是被文质兼顾的译文给比了下去。在当代翻译中，如果追求绝对的归化或绝对的异化也是同样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