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根据接受美学理论的基础 , 研究指出了文本空白促成了文学翻译的再创造 , 讨论了翻译的过程是一个译者与原文作者通过文本对话的过程; 也是一个译者与读者艺术接受的过程。提出要把翻译的一般原理与审美特征结合起来进行再创造 , 可以产生良好的文学翻译效果 , 使得译文读者和原作读者同样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同样获得审美上的愉悦和欣赏的共鸣。
一 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代表人物是姚斯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 (Wolfgang Iser) 的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学派。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现象学美学和阐释学美学。姚斯和伊瑟尔理论中采用的一些重要概念的范畴 , 诸如 “期待视野 ” 、“效果史 ” 、“未定点 ” 、 “ 具体化 ”等都是从海德格尔的 “ 理解视野 ”和伽达默尔的 “视野融合 ” 、英伽登的 “具体化 ”和布拉格结构主义理论家穆卡洛夫斯的 “空白 ”论等思想衍化而来的。 接受美学一方面发挥了现象学美学关于文学文本的 “ 未定点 ”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得到具体化的思想 , 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未定性。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只提供给读者一个 “图示化视界 ”的框架 ,其中有许多 “ 空白 ”和 “空缺 ” 。“ 文本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创造性并且要靠想象去填补本文中的所谓空白 ” 。 (朱立元 , 张德兴 , 1999: 3092 310) 文本 “ 空白 ”是文本中没有明确写出的部分 , 是一种倾向于达到文本和读者交流的可能性 , 是一种寻求缺失的连接的无言邀请。它们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 , 并召唤读者的能动参与来完成文本的意义构建 , 是形成作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动力因素。另一方面 , 集中考虑文学在接受过程的各个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断变化的形态 , 重视读者的“ 期待视野 ”对作品意义阐释的影响。接受美学认为传统的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 (以作家为中心的研究 ) 或内部研究 (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 ) , 割裂了文学总体活动的动态连续过程 (作家 — 作品 —作者 ) , 忽视了人活生生的交流。由于译者和读者的自身经验和审美能力与倾向 , 他们把原文中的意义空白和模糊 “ 具体化 ”或 “ 细化 ” , 并通过与原文的不断沟通 , 逐步调整其以往的视界和意向 , 重构原文作品的意义 , 译者和读者的主观创造都是必不可少的 , 这便是新的意义的产生。
二 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及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 “ 二度创造 ” , 即再创造。文学翻译要 “ 用另一种语言 , 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 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和美的感受。 ” (罗新璋 , 1984: 511) 为了使译作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 , “ 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 ” , “在这种情况下 , 文学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 , 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 。 (谢天振 , 1999: 131) 文学翻译的创造 , 即译者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能动的接受开放的原作 , 并在与原文本的不断交流中填补 “ 空白 ” ,构建新的文本而不是临摹。每一个文学作品对于跨文化、跨语际的译者来说都是由许多 “空白 ”需要填充 , 由于译者与原作者所处的文化氛围不尽相同 , 因此译者的 “ 具体化 ”会更富有个性及时代、地域色彩。 如在詹姆斯 • 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 》 、马塞尔• 普鲁斯特的 《追忆似水年华 》和威廉 •福克纳的 《喧哗与躁动 》中都有长达几十行甚至几页的没有任何标点的句子 , 这样的长句无法在中文中处理成一个句子 , 这就需要译者一方面给原文做适当的断句处理 , 另一方面还要体现出原文超长句子形成的气势和力量及其内涵和外延。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 (Robert Escar p it)提出了术语 — — —“ 创造性叛逆 ” , 他说: “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 (埃斯卡皮 , 1987: 137)谢天振教授把创造性界定为 “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 ” , 把叛逆定义为 “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 (谢天振 , 1999: 137)。由于创造性和叛逆在文学翻译中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体 , 所以叫做 “创造性叛逆 ” ( creative treas on)。译作可以是对原作的叛逆 , 也可以是对译语的叛逆。对原作叛逆的原因一般是译作必须像原作一样易懂 , 使读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对译语的叛逆常因为译作也肩负着用新的内容和形式来丰富译语的使命 , 而且译语文化也呼唤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诞生。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 ,创造性叛逆所呈现的形式包括: 有意误译; 转译;拼译; 方言译; 改编; 节译; 编译等等。 文学翻译在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表现犹为突出 , 因为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中 , 高度精练的文学形式与无限丰富的内容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 使译者很难把形式和内容兼顾。Shelly对诗歌翻译的“ 种子移植”的比喻很好的概括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诗可以像一粒种子一样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 它可以在新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和成长。译语文化这个新的环境就是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土壤。庞德提到过诗应该具备 “ 声诗 ” 、“形诗 ” 、“ 理诗 ”的特点。翻译时 , 意象鲜明 , 词义丰富 ,语言明朗又含蓄 , 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译者需要理解原文的形式特征和文学动因 , 还要考虑原文可能在译语中所起的作用。译者考虑的不仅是译语和原语 , 还要考虑原语文本的体裁和其内在的属性。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 “陌生化 ” ( defamil2iarizati on) , 其目的是通过强调异同点从而给人以震撼和创新感。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点是: 它把原作引入了一个原作者没有预料到的接受环境 , 并且改变了原作者原先赋予作品的形式。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意义是巨大的 , 正如埃斯卡皮说的:“ 说翻译是叛逆 , 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 说翻译是创造性的 , 那时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 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依次崭新的文学交流; 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 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埃斯卡皮 , 1987: 137)“ 创造性的文学翻译 ”有时会让译者难以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 实际上创造性需要进一步细化,它包含一个综合性的平台: 语义定位、心理机制、文化内涵、意义处理、审美活动等等。下面我将选取其中一点对创造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 — — 译者的审美对文学翻译创造的意义。
三 译者的创造性审美
创造性叛逆所呈现的形式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翻译的局限性主要来自出发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及译者本人能力和素养等方面的局限性。译者与原作者运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依托的社会文化差异 , 使得译者需要进行适当的变通。翻译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符号复制 , 而是一种艺术创造。翻译再现原文艺术美, 正是利用语言本身有变异特性和语言可能转化成艺术符号的可能性来实现的。由于中西辨证思维方式的差异 , 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意识: 西方运用抽象思辨 , 往往对艺术作宏观的整体描述 , 展现艺术世界意象,中国文化直接切入艺术内部 , 作微观的局部领悟,表达艺术精要。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审美心理建构的过程 , 还应该是主体和客体双向对话和沟通, 其实质是一种潜在心理的对话。在阅读分析的阶段 , 译者最大程度的感悟原来文本的意蕴 , 融入其精神世界。译者通过 “ 感知的理解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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