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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忠廉先生于 1997 年这样给变体翻译下了定义: 变译是译者根据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扩充、取舍、浓缩、阐释、补充、合并、改造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中心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翻译活动。也就是说 , 翻译的范围是广袤而深远的 , 它不是一个教条的概念 , 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一种具有一定特定目标 (即译成的可以让读者顺利接受的译作) , 却可以通过不同手段达成这一目标的一种语言交际活动。变体翻译相对于全译来说为译者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 它在解放译者的同时 , 也将读者从繁重的全文阅读中解脱出来。变译早在 17 世纪的英国就曾出现 — — — 翻译家德莱登译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译罗马诗人维吉尔《伊尼德》都有删节 , 中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严复所译的《天演论》采用的就是摘译。当今 , 信息量的飞速增长再也不允许人们对每一篇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进行详细的翻译或阅读。较为有效、快捷的摄取信息的途径就是阅读一些经过浓缩处理的译作。这样 , 读者既能从中了解作品的全貌和整体感觉 , 又可以节省时间。这是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对翻译提出的新要求。应此需求 , 变译得到大力的提倡 , 渐渐成为新时代的翻译新理念。
     回顾几十年来译界关于林译小说的评判 , 虽然大多数评论家对林纾译书的爱国动机、惊人的译书速度、浅显明了的译文效果持一致肯定的态度 , 但总的看来 , 否定的观点占了上风。批判的重点集中于: 译文中随意添油加醋 , 用字冗赘;内容上删节很多 , 在作品体裁上也加以改变 , 以致于失去了原文的“美与风格” 。但黄忠廉先生在《翻译变体研究》一书中的一段文字从另一方面给我们很大启示: “纵观翻译史 , 对原文信息总体上不增不减的翻译应该说是世界翻译运作的主流 , 但不乏对原作有增有删、加入己见、有评有写、甚至是偷梁换柱之作。细读上个世纪之交的严林译作 , 不难发现主流之下淌着的暗流。 ”在了解变译的定义和特征后 ,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原文的增删 , 或是原文与译文体裁的相异 , 都可将林纾的翻译归入“变体翻译”的范畴 , 而且称得上是成功的变体翻译。林纾采用变译实属无奈之举 , 因为他丝毫不谙外文 , 只能靠别人的译述来完成译文。然而 , 他对小说的情感悟性极高 , 极易融入小说的情节 , 正如他在“《鹰梯小豪杰》叙” 、 “《黑奴吁天录》跋”等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及的他在译书过程中忍不住“且译且泣 , 或喜或愕 , 一时颜色不定 , 似书中之人。 ”读到关键之处 , 则“即吾亲切之凄婉 , 遇难为悲 , 得志为喜。 ”由于他入境快 , 把握全文的情感准 , 加上非凡的文言文表达能力 , 他的译作刻划的人物及故事情节惟妙惟肖 , 特别感人 , 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极为深刻。林纾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不讲自明的道理:译书很重要的是对作品有敏锐、深切的感受能力 , 全身心地投入 , 这才是取得佳绩的关键。因此 , 我们不能狭隘地用“信、达、雅”的标准来衡量林译小说 , 将其译作一棍打死 , 给它们扣上了“不忠实于原文”的帽子。反之 , 笔者认为在多样化翻译得到承认的当今译界 , 林纾的译作应该得到重新评价和审视。      让我们先以删节的一些实例为切入点 , 来探明林译小说作为“变体翻译”译例的成功所在。林纾采用的翻译手段中“删节”是最为常见的 ,同时它也是林译小说被批评的焦点所在。林纾的译本从篇幅的长短上与其他译本有着天渊之别。如一共 44 章的《黑奴吁天录》, 林纾的译本字数是 9 万 2 千多 , 而出自黄继忠先生的《汤姆大伯的小屋》(即《黑奴吁天录》 ) 却有34 万字之长; 出自林纾之译笔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字数约 4万 3 千多 , 而陈林、文光所译的《茶花女》译本的字数则达 12 万 6 千字左右。以上的数据足以证明林纾在其译作中采用的删节的频繁度。这些删节是否影响了读者对译作的总体感觉呢 ? 让我们一起看看他译作中比比皆是的删节例子中的一个普通段落的翻译 (《黑奴吁天录》的第八章第一段描述伊丽莎逃亡的译文) :黄继忠先生的译文是:
　　伊丽莎奋不顾身地逃过俄亥俄河 ,正是暝色苍茫时分。河面上缓缓升起了一片灰蒙蒙的暮霭; 她一上岸之后 , 就完全消失在晚雾之中。波涛汹涌的激流以及大片横冲直撞的浮冰 , 在伊丽莎和身后的追兵之间 , 形成了一重无法逾越的屏障。因此海利只得沮丧地、慢吞吞地回到小饭店里去再作计较。老板娘为他打开一间小客堂 , 里面铺着一块破旧的地毯 , 地毯上面摆着一张桌子; 桌子上铺着一块发光的黑油布 , 周围有几把瘦长的高背椅子; 壁炉架上摆着几个鲜艳夺目的泥菩萨 , 炉子里还微微有点冒烟; 壁炉旁边放着一张硬木的长睡椅 ,显得地方很局促。海利坐在这把睡椅上 , 叹着人生多变 , 好景不长。
　　林纾的译文是:　　意里赛既脱险 , 天已向黑 , 海留犹怒立河岸视之 , 模糊不可复辨。然大河亘其前 , 万不能涉。因叹息至意里赛所住之逆旅 , 主人许店人除一舍处之。海留独居静念 , 以为天下事多捉摸不定。比较两段译文 , 林纾的译文明显比黄继忠先生的译文短。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他所采用的简洁的文言文 , 以及熟练驾驭古文的能力。另外 , 黄译文中笔者加上下划线的内容在林纾的译文中都被略去了。纵观全段的大意 , 这两处描写与本段的主要情节 — — —“追踪”并无太大的关系 , 因此 , 它们的略去不会影响读者对译文的总体感觉和理解。反之 , 去掉了这些无伤大雅的旁支末节 , 林纾的译文显得更加清晰和简洁 , 同时也为读者节省了许多时间。在林纾译文中这样将一些与主题和中心没有很大关系的细节删去的情况是常见的 , 在笔者看来 , 只要它们不破坏原文的主要意旨 , 能保持原文的神韵 , 在译文中都是容许的。这样的译文效果也进一步证明了林纾的译文是成功的变体翻译。林纾译文中另一种常见的变译手段是“增补” 。这些增补并非无中生有 , 而是他根据译文的内容进行的延伸或者是通过一些文字描浓当时的意境。这些增补在以前的许多评论文章中都被认为有“随意增补”之嫌。在这点上 , 张俊才先生可谓独具慧眼 , 在 1992 年著的《林纾评传》中 , 他这样阐述: “这些增补经常是原文的基础上加上补充和润色 …… 这些增补无疑使译文更富有意境美和艺术表现力。 ”现在 , 让我们一同来看看林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叙述马克在巴尼克温泉疗养区与公爵相识的一段译文:　　“无何 , 女公子死。公爵衔哀 , 不可以状。一日闲行堤上 , 柳荫浓翳中 ,见马克微步苔际 , 倩影亭亭 , 酷肖其殇女 , 大惊 , 因与马克执手道姓氏 ,……”　　再看王振孙的《茶花女》中这一段的译文:　　一天早上 , 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遇见了玛格丽特。他仿佛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 , 便上前拉住了她的手。相比之下 , 林纾根据自己对原本主人公思想感情的把握 , 加入的一些细微、生动的描写字眼 , 如: “微步” 、“倩影亭亭” 、“酷肖” 、“大惊”, 将当时公爵的心情及周围的景致勾勒得惟妙惟肖。如此一来 , 林氏的译文比起王振孙的译文就显得生动、传神 , 也更富有感染力。虽然变译与全译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手段 , 但结果是一致的。林纾采用了这些变译手段可以说从大体上看并没有影响对读者传达原文信息的目的 , 反而 , 在许多地方使译文比原文来得更生动逼真 , 更吸引读者。于这点译界是有共识的: 郑振铎先生曾以《孝女耐儿传》中描写市民妇女的译文为例 , 说明林纾能够将原作中最难表达的地方有分寸地再现出来。茅盾先生也认为林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 , 译文中的人物与原文中的人物相比 , 几乎一模一样。
    总之 , 无论是“删节”或“增补”, 林纾遵循的都是: 顺应中国人民的表达习惯和熟悉的表现形式使译文与原文从总体感觉上保持一致。林纾在翻译过程中更为注重的是读者的感受。这与现今的翻译界将翻译的评判焦点放在读者身上 ,提倡翻译要以读者为中心 ( reader - centered) ,考虑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反应是相一致的。时代在变迁 , 人们的观念也在改变 , 新的时代已给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