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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环境、社会制度等有关的情况,则应适当增译说明部分。如在汉语中,“黄河”不是普通的河流,它代表我们的祖先,是我们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若仅仅将其翻成“Yellow Riv-er”,是远不能表达原有的涵义的。另如“大锅饭”(communal pot,get-ting an equal share regardless of the work done)、“街道妇女”(housewivesof the neighborhood)等,都需要简单解释,否则会造成误会。

　　典故多为形象生动的故事、传说、轶闻或史实浓缩而成,寥寥数字内涵精深,外延悠远,如“姜太公钓鱼”、“愚公移山”、“三顾茅庐”、“四面楚歌”等。不同国家间,因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两者在观察事物和反映客观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别。译员若一味地直译、死译,把“愚公移山”译为“The foolish old manwho removed the mountains”,而不对这则典故的寓意进行解释,就起不到预先的效果,还会让外国人对此行为感到不可思议。解释性翻译是移植文化的有效补偿手段。所以,为了让对方领会典故的深层汉文化含义,应补充解释“This Chinese fable praises the old man’sfirm and unswerving spirit.”

　　提倡外事翻译中加入必要的“解释性翻译”绝不是对原文的随意增删,相反,这正是使译文对原作能曲尽其妙,更忠实。翻译的最基本任务不是语言的转换而是信息和内容的传达。尤金·奈达在其“对等反应”的理论中写道:“传统翻译理论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语言的表现形式上……新的翻译理论则认为,翻译的重点不应当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而应当是读者对译文的反应,还应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文所可能产生的反应作对比。”绝对一致的翻译是不存在的,译者寻求的应当是“对等语(equivalence),而不应是同一语(identity)。理想的翻译是在译入语中找到最切近的对等语,尽量忠实准确地用译文形式把原作的思想内容、风格、神韵等再现出来,尽可能使译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与原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基本一致。译文质量的检验是建立在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理解的比较之上,而且,只有译文被译文读者理解,才能最终衡量译文是否正确和恰当。绝对忠实只是一个梦想,是极难办到的事。译文能否被接受,应看译文是否忠实地体现了原文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源出语的文化内涵。办事情应从实际,而不是仅从书本定义出发。翻译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没有现成的公式可套,“翻译无定法”。由于东西方在各自文化下的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哲学思想、语言文化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思维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外事翻译中如果像上面列举的例子一样,只管形式上的“忠实”,使别人感到茫然,甚至哑然发笑的话,就根本无“对等反应”可言。

　　毋庸置疑,解释性翻译是外事活动中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这种“补偿”再所难免,但也应避免矫枉过正。在实际上操作上不宜用得太滥,使人感觉烦琐,甚至有时是画蛇添足。语言可塑性强,对那些早已多次见诸报章,为各大媒体所熟悉的词汇或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政策,不再赘述。

　　总之,外事翻译,无论口译,还是笔译,翻译的内容政治性和政策性较强,留给翻译的回旋余地相对较小,再加上中外文化差异较大,若只注意中文与外文文字本身的对应,起结果往往“形似而神不似”。为避免译文的意义含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更便于对方的理解,取得最佳翻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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