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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四、结论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文化政治批判倾向必然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根本课题：对等理论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翻译的地位，推动翻译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同时，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