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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翻译之前提和基础,"达"是翻译之目的,"雅"是翻译之语体选择.在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同时,在翻译实践中严复并没有严格遵守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这主要源于其西学救亡的翻译动机和当时官僚士大夫对西学的排斥. 译即易，是变换语言使相互解。翻译以言语的变易为主要特征，但不同体裁的作品，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审美观念不同，变易的方法与变易的程度不同，翻译的效果、译作达到的境界也必然不同。译者把作品从一国语言转变成另一国语言，可以使相解，即沟通与理解，可以使相悦，即给人以审美的愉悦，也可以使相误，使读者产生隔膜，发生误会。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时常要面队几个观念上的对峙，使翻译工作面临理论上的困惑。下面就几个最常碰到的观念，谈一下我的心得。　　一、信和达　　在翻译理论中，信达雅这三个标准，是我们最常沿用的一个。近代八大翻译家之一的严复，就用此一标准，作为他的翻译活动中恪守的原则。翻译作品如果能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应该说，就会是一条优秀的作品了。　　信。是说翻译的准确性。亦即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和形式，这是翻译最基本的要求；离开了忠实的原则，谈论翻译也就失去了基础，翻译活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如果读者读到一篇和原文思想格格不入的翻译作品，那么译作就不但没有起到沟通原作者和读者的主旨，而且成了旁逸斜出的曲荆，障碍横生，从而使原作者被误读，使读者被误导，简直成了罪过了。所以在外译中的工作中，准确性对大部分翻译工作者来说是最突出、最主要、最典型的问题。　　达。是说翻译的通顺性。也就是说能够使用本土语言通畅的表达原文的主旨和思想。这也是翻译的一般要求。通顺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一条基本的要求。谁都不愿意读晦涩绕口的作品，文艺作品是让我们来欣赏，晦涩的作品读起来味同嚼腊，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受罪。翻译作品作为文艺作品的一种样式，尊崇着同样的要求。不通顺的翻译作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文读起来不象中文；很多句子读起来费劲、拗口；被动语态滥用；句子结构很长，有时候几行字都不断句，没有标点；翻译痕迹很重，特别是在处理外文中的插入语、修饰成份、定语从句等语时，尤为突出。显然这样的作品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其实如果我们用一种语言来写作，那么对于稍有文笔的文字工作者来说，做到信和达，这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可如果换成翻译一件作品，情况就要复杂的多了。我们知道，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习惯用语，语言情境，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禁忌、习俗等等，都可能成为翻译中的障碍，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对原作的误解误读。这种情况之下，信和达成为一对突出的矛盾。如果遇到一句和本土语境完全不同的句子，我们是按照原文生硬的译下来，还是换成本土的表达方式以通顺的表达意思？前者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后者可能在翻译当中，丧失了作者的意图，使译作的品位降低。　　然后说到雅。雅是说翻译的艺术性。钱钟书先生对此有高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钱先生所说的“化境”，就是翻译的艺术境界，既能完全忠实与原著，又能准确的传达原著的风貌，不过巍巍乎其高也，要到达这样的高度并非易事，这是翻译工作所追求的境界。　　那么面临信和达的矛盾时，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就象婆媳之争，各有各的理，谁的理都不是理，处理方法也颇为相似，各打十大板，来一个折中。当我们面队一个如上所说的句子，没有更为恰当的表达方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原句的基础之上，找到最贴近原作，又能使本土的读者所能最大接受的译法。这好比我们想过河，却苦于眼前没有桥，这时候只有找最近的一座桥过去，虽然绕了弯路，却是必要的代价。这并不是说翻译的时候可以不负责任的敷衍了事，而是说一定要字斟句酌，既考虑准确表达原著的风格，又让读者能很好的理解。就是要找到最贴切的译法，最大限度的去和原文的主旨思想，艺术趣味想吻合。　　二、直译和意译　　所谓直译, 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 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 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直译可以对号入座，字字翻译，这样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对原文的忠实，却常常流于生硬和晦涩。其实对于一件作品，其中包含着作者要表达的意图和思想，语言只不过提供了一种途径，使作者的这种意图和思想得以表达出来。原著的内容和风格，是原作者在本土的语境下，借助本土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它具有鲜明的语言风格浓厚的地域色彩，已经成为作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当要把作者的思想，表达为另一种语言，必然要面队另一种语言的风格和习惯。这个时候两种语言就会产生一场争斗，一场竞赛，看谁能更为准确的传达作者的思想和主旨。这就有点象亲子和养子在争夺继承权，亲子似乎带着先天的正义，养子想要取得胜利，困难要大的多。刻意的模仿只会显得蹩脚和不和时宜。一句原著语境下的句子，如果在译者的语境下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而只是生硬的翻过来的话，就会象穿错了鞋，叫人找不着北，痛苦不堪。　　而所谓意译，就是在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译文的表达方式有冲突，又不便采用直译的方法处理时，灵活处理，抛却表答方式和风俗习惯种种樊篱，只在本土语境当中，找到合适的可以替代的表达方法和意境，可以说这只是方法上的不同，却无精神上的背叛。意译翻译工作者在处理难以直译过来的句子时，惯用的一种方法。通过意译，译者和原著者在两个不同的角度去阐释相同的观点，算是神交了。　　但凡事有度。直译能很好的表达的时候，自然能让读者领略到原汁原味，何乐而不为？当直译不能准确表达，遇到困境时，使用意译是一种好方法。但意译所选择的表达方式和意境，要紧扣原文的旨趣，不能离题太远，这又有一好比，穿着粗布衣服的人一日忽然身着华服荣登雅座，必然会在身份上缺乏认同，做人片刻间失去重心，会有强烈的不适应感。直译和意译其实是首发和替补的关系，虽然上场的时间不同，但进球的目的却是相同的。　　三、异化和优化　　异化是艺术传达上的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审美的需要。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看待译本与原作的关系时，注重译本对原作模仿的逼真程度。其审美观念近似于文艺学里的“模仿说”，所以，“信”、“忠实”便成为一种审美原则。。可是，翻译毕竟离不开原作，译者的创造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原作的创造，是借体寄生的创作，超出了翻译活动的范畴。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化和变形是有限度的。状变而实无别，躯壳换了一个，但精神韵致依然故我。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在译作里把“燕山雪花大如席”异化为“梅山雨点细如丝”，恐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能算是好的翻译。　　译语的异化，有程度的分别。西方语言（如英语和法语）之间在句法结构、文化内涵上差异不很大。如果按照苇奴蒂(Lawrence Venuti)的“异化”翻译观，在译作中尽可能地保留外语的语文习惯，以表现不同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译文带有异国情调，这种做法在西方也许是行得通的。可是在我国，汉语与英、法、德、俄等语言之间在语文习惯和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就大得多，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在翻译中尽量异化，那么语文习惯的差异和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译作在汉语表达上的梗阻和文化上的“错位”，出现严复所说的“虽译犹不译”的现象。　　译语的异化，有层次的高低。就审美理想而言，中外翻译家都强调译语与原语之间的透明，不露翻译的痕迹。果戈理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应该像玻璃似的透明；奈达认为，“好的翻译听起来不像是译品”(The best translation does not sound like a translation)；钱钟书指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这些审美观念表明人们对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中外语言与文化相通而又相异，相通为翻译提供了可能性，产生可译性，相异使得翻译出现困难，产生对抗性，产生译语的异化。原语的语文习惯对译者的约束，迫使译者在“异”与“同”之间寻求平衡，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保留原语表达方式上的某些特点。所以，好的翻译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