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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理论输出、启发以及语用翻译的实际应用。文章首先根据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提出翻译的本质是个双重示意-推理的交际过程，该交际过程是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等三类交际主体之间的互动，因此翻译的语用观实际上是个动态的三元翻译观。本文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练兵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语用学理论的有效性在翻译领域里也可以得到检验。本文还尝试着把语用学关于规约意义、含意、礼貌、指示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语用类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提出，翻译的主要目的是追求“信”，而达到译文对原文忠实的手段不必追求千篇一律，决定翻译手段和策略的最主要参照标准应当是译者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和译入语语言文化环境的正确评估和认识，对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差异的评估。 1. 引言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学问，既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话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同语义学一样，语用学也研究意义，但是它研究的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本身的意义，而是交际者在特定交际情景中传达和理解的意义以及理解和传达的过程。翻译研究（亦称翻译理论、翻译学）则是探讨译者解读原文、在译文中重构原文意义的学问。两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所不同者，前者更重视口语交际及其动态特点，而后者所关心的是文本和书面语言。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妨碍翻译理论研究者借鉴语用学理论来探讨翻译活动。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书面语篇同口头话语一样具有交际的性质和特点，具有动态性（Hatim，1998：86）。他们认为作者在写作时会把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认知语境考虑进去（Baker，1992：222），把自己的意图通过话语（作品）示意给读者（Sperber & Wilson，1986）。如果作者认为读者对某种知识或意境不熟悉并且会影响读者对作品的解释、理解，他就会把这方面写得详细一些，反之亦然。读者通过阅读作者的作品，获得新的知识、新鲜的感受、经验，与作者达到共鸣，甚至会受作品的影响而采取某种行动，成功地完成作者-读者之间的交流。 2. 翻译研究引进语用学理论的必要性综观中外翻译史，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翻译理论的建立和发展都依赖其他学科的发展，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理论养分。这一点正像应用语言学必须依赖语言学的发展、成熟以汲取理论一样，而翻译研究事实上也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翻译研究的这种拿来主义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弱点。有利之处是它对任何学科都没有偏见，只要有用，都可以兼收并蓄，为我所纳。这样可以避免在理论和实践上走极端，对翻译理论的迅速丰富与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不利之处在于，各个学科所输入的理论之间互有冲突，不能很好地兼容，导致理论解释上的不一致性。翻译研究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学科，这一事实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其他国家的译界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翻译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翻译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以及现有翻译理论来源的差异性，因此很难形成一个为各个理论输出学科及其在译论中的代言人所认可的统一理论。翻译研究所借鉴的每一种理论都对翻译的本体研究的某一方面都有所启发，有所认识，对翻译研究从总体上有所推动。但是，它们又仅限于对翻译现象的某一方面的认识（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理论目标，并不是为解释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而存在和发展的），把能够解释一类现象的理论扩展到对其他现象的解释时自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因此，我们对输入的理论要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借来的理论的作用要有清醒的认识，在应用该理论时应该有所选择。翻译研究的现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有待于深化，需要继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理论输入不仅不会导致目前局面变得更混乱，而只会加深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或者为加深认识而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方法。我们不应该害怕从更多的相关学科引进理论。就已有的译论而言，它们可以划分成三大类（Nida, 1993: 157）。Nida区分这三类译论的标准正是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养分的学科。姑且不论该分类方法是否穷尽地描写了现有全部译论（比如是否涵盖了应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翻译理论），但是这种分类方法无疑是科学的，它有助于我们认清各种译论的理论来源、方法以及各自的优点和缺陷。这三类译论包括：（1）语文学类译论，（2）符号学类译论，以及（3）语言学类译论1（1有关这三类译论的详细论述，参见Nida (1993: 157-168)以及国内语言类期刊上的介绍和讨论。）。Nida关于语言学类译论的讨论有一个重大疏忽，那就是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语用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个语言学的“废纸篓”。它能够对语言使用和交际的各个方面加以描写和解释，已经成为理论输出学科。语用学理论正在被应用到语言教学、语言习得、翻译、人际交际、跨文化交际、语际语言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其理论指导作用越来越为更多的学者所意识。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也已经被看作是正常交际者的语言能力的两大能力的组成部分（语言能力=组织能力+语用能力）（Bachman, 1990: 87）。语用学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微观的语用学分析方法，比如预设、语言礼貌、会话含意、关联理论、话语连贯、语篇结构、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分析等。这些课题涉及到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对于解决翻译中有关语言使用的各种问题都有所帮助，因此都能够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与实践之中。语用学不仅给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微观的语言学分析方法，而且还提供了有关翻译研究的宏观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2（2关于翻译研究/翻译学的学科定位、定性等方面的研究，请参考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金隄、张南峰等的有关论著（这些论著除张南峰的之外均收在杨自俭、刘学云编辑的《翻译新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和翻译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都有借鉴作用。下面我们根据已有的语用学理论，讨论其对翻译研究的理论输出、启发以及语用翻译的实际操作。翻译也是一种语言使用和交际活动，和日常语言活动所不同的只是它涉及到两种语言（始发语和目的语），是一种语际信息交流。我们在这里把翻译活动看作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练兵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语用学理论的有效性在翻译领域里也可以得到检验。 3. 从关联理论角度看翻译的本质传统译论（指以译文必须复制原文的全部信息的译论）认为，翻译是个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信息转码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其中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译作中进可能多地保留原文信息。因此，翻译被看成是通过语码转换实现意义传递的一种手段（Sarcevic，1997：55）。对翻译及其本质作如此论述，其预设和认同的交际理论其实就是交际的代码模式（关于语码模式的详细评价，参见王传经（1993）和Sperber & Wilson（1986）），即信息发出者（sender）首先将所欲传递的意图进行编码，然后发送给信息接收者（receiver）；该信息的接收者收到信息后则通过解码过程还原交际者的交际意图，从而完成这一轮交际活动。这一交际模式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具有完全相同的语符（传递和接受）系统以及认知语境（cognitive context，见Sperber & Wilson, 1986，何自然，1997：126-127），两者的解码能力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各人的生存环境、教育、职业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经历存在着各种差异，这必然会影响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认知环境和解码能力，导致交际双方认知环境和认知能力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这说明交际的代码模式说以及基于该代码模式的翻译理论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它们否认了动态推理在交际中的作用，是对翻译现象和交际的一种错误认识。交际的代码模式不仅在对交际双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状态等方面的认识上有错误，而且还忽视了语言交际的隐含性和间接性等特点。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关联理论都认为，语言交际者不仅会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他们也经常间接地传达自己的意图，期望听话人或读者能够利用上下文语境、互文语境、语言外语境等方面的知识，并结合交际者提供的话语信息（即语言刺激），通过推理得出交际者意图传达的交际意图。因此，交际者的交际意图常常与他提供的话语信息（字面意思）不相一致甚至于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