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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规律,研究翻译艺术性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研究直译与意译的关系及其规律。这种研究不应只限于文学翻译,而应在各种文体的翻译中进行。杨先生说及的艺术性的问题就是审美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非文学翻译研究中至今还未引起大家的关注。译者与译文之间还有一种最根本、最基础的实践关系,上述三种关系都要在实践关系中才能实现和完成。实践的结果体现了译者与译文的上述三种关系的统一,也就是目的性与规律性二者的辩证统一。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译者与译文之间有复杂的多重关系,构成了一个译者需要和译文属性统一的翻译评价系统。那么译者需要和译文属性相统一的内容是什么呢? 它们怎样展现出来呢? 这就是前边论证过的译者通过翻译实践和译文表现出来的对复杂客体反映的真实程度问题与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问题以及主体审美追求实现的程度问题。　　我们把这三项内容纳入前边构建的纵向系统,就可以得出普遍性很高的翻译标准纵向系统:以真、善、美为内容的理想标准、较高标准、中等标准、最低标准和负值标准。真善美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内涵与外延都在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发展变化。　　所以这个纵向标准符合翻译的实际,也符合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关系的理论。理想标准大体相当于绝对真理,它是译文的最高价值目标,它凝聚了译者对译文的最高理想与智慧,也就是说译文在真善美三个方面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社会的最高层次的需要。　　依此来看过去长期争论不休的“信”、“等值”、“等效”等标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也就不需要无奈地解释“等值”与“等效”的“等”并不是相等,而是近似。因为它们都属于理想标准。　　理想标准虽然不能很快变成现实,但决不能说它没有存在的价值,它的价值是其他几种标准无法代替的,它是最高水平的翻译的尺度,是追求的目标。它对译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和鼓舞的力量。人类从事任何一项事业都有理想标准,它是力量的源泉。像我们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一样,它的价值决不因短期不能尽快实现而降低,反而因为不能短期变成现实而价值更高,产生的力量更大,因为它像灯塔一样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较高标准、中等标准、最低标准是检验译文体现真善美的程度不同的标准,顾名思义,较高标准要求译文体现真善美程度较高,是评价优秀译作的标准。中等标准就是居于较高与最低之间,要求译文体现真善美达到中等水平。最低标准是说译文达到了真善美的最基本要求,这个标准用在翻译考试中可以看作是及格的标准。　　要运用这几个标准评价译文,我们尚须对真善美的标准作分解工作,把每一个内容分化成较易把握的项目,这样就可以做到标准具体化,从而增加对译文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这样的范畴分化研究过去我们做得极少,比如“信达雅”讨论了一百年,只讲个人的理解,而没有人做过这种分化研究工作。直到1990 年《高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试用本)出版,才有了这种尝试。它把“忠实”分化为信息、语气、文体风格三项,把“通顺”分化为断句、句式、选词、呼应、文采五项。真善美完全可以这样各分化成几个具体项目,这个问题我们将专文论述,此处只把问题提出,不予展开。关于负值标准过去没有,我们所以提出,是想在评价系统中照顾到实际存在的一种情况,力争使评价系统比较完整。　　我们知道价值客体(译文) 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是一个变量,有正价值也有负价值,一旦出现负价值超过正价值的状况,那么评价这种状况的标准就需要负值标准。研究正负价值及其相互转化的方向与条件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可以防止正价值转化为负价值,也可以促使负价值向正价值转化,防止生产出有害于人类社会的文化垃圾。　　翻译标准的横向系统关注不同的话语与文本类型如何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过去我们的研究大都只限于文体的不同类型,王佐良(1989 :3 - 4) 说:“似乎可以按照不同文体,定不同译法。例如信息类译意,文艺类译文,通知、广告类译体,等等。所谓意,是指内容、事实、数据等等,须力求准确,表达法要符合当代国际习惯。所谓文,是指作家个人的感情色彩、文学手法、结构形式等等,须力求保持原貌,因此常须直译。所谓体,是指格式、方式、措辞等等,须力求符合该体在该语中的惯例,决不能‘以我为主’,把商品广告译成火气甚重的政治宣传品等等。当然,体中还有体,不能同样对待。　　如文艺中小说与诗歌,显然译法要有不同。”杨自俭(1999 :86) 在王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translation criterion 可以改造为:FAITHFULNESS + EXPRESSIVENESS + X,并且可以简化成TC = F + E + X。其中F 和E 是各类文体的共同标准,也就是标准的共性部分;X是标准中不同文体的个性部分。怎么样比较准确地确定X 在不同文体中的值,应是今后研究标准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知道人类在口头与书面交际中需要各种不同的话语和文本类型,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交际功能,类型中还有小一级的类型。　　那么这些不同的类型是怎样产生的呢? 应该是人类交际的不同需要造成的,或者说是为满足人类交际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它们相互区分的本质属性就是不同交际的需要,也就是杨先生提出的X 值的问题。在研究横向系统中,我们应首先区分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现在又有了新的网络交际) 这两个系统,而后在分别研究各子系统中的X值的问题。X 值应是划分不同话语与文本类型的标准中各因素的总和。那么人类交际中对话语和文本做出不同的选择和创造是依据什么呢? 首先应该是交际者的目的性,反过来说就是不同话语与文本的功能性,这不同的功能可供交际者选择以达到其目的。　　其次是交际者达到目的所用的表达方式。这样X值就找到了两项内容,一是功能,二是表达方式。如果以功能为标准划分话语与文本类型,前者可分为口语类和书面语类,而书面语又可分为应用类、新闻类、广告类、科技类、政论类和文艺类。如果以表达方式为标准,话语和文本的类型可分为记叙型、描写型、抒情型、说明型和议论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翻译标准的横向系统分成以功能为标准的6 类系列和以表达方式为标准的5型系列,也就是说,这两个系列就是目前我们认识到的翻译标准的横向系统。　　关于纵横两个系统的关系,从理论上我们已说明白,但在实践中怎样运用这个双向标准评价译文呢? 我们现举例说明。比如评价一本翻译小说,首先从真善美三方面考察译本属纵向标准中5 个等级中的哪一个等级,而后从文艺类和记叙、描写、抒情综合型(一般小说主要用这三种表达方式)方面检验译本满足主体(读者为主的人类社会) 对文本类型需要达到的水平。　　当然,这两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实有交叉,比如善与美的检验必然要与文艺类与综合型相关。怎样更科学地发挥这个双向标准的作用,尚须进一步研究真善美和文本类型的分化问题及分化出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望大家都来关注并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运用价值评价理论分析了以译者为代表的主体和以译文为代表的客体及其二者之间的多重关系,以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相统一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翻译标准的纵向系统和横向系统,可简称为“翻译标准纵横双向系统”。　　这个系统只是初步构建,希望引起译界学人的关注和讨论,以逐步加以改进。参考文献: [1 ]马克＋５６３＋思,恩格斯. 马恩全集(19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 ]王心超等. 人生价值纲要[M] . 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 [3 ]陈德鸿,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C] . 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4 ]杨自俭. 翻译新论[C]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5 ]王佐良. 翻译:思考与试笔[M] . 北京:外研社,1989. [6 ]杨自俭. 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 . 山东师大外语学院学报, 1999(创刊号) :83 - 89. [7 ]李志才. 方法论全书(1) [M]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 Gentzler ,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 London : Routledge ,1993. [9 ] Hickey , Leo.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 C] . Shanghai : SFLEP , 2001. [10 ]Tros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