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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缺乏自身的历史依据和存在逻辑，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怎么可能会为翻译文学找到属于它自己的特定归宿，进而写出一部有着明晰的历史线索和确定的学理背景的现代翻译文学史来呢？在我看来，要想清楚地认识翻译文学的本质属性，我们必须把它放置在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来考量。我们首先应该懂得，历史的材料并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并非所有用汉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都会构成翻译文学，只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形成了一定关系的汉译外国文学著作，才能纳入翻译文学的叙述范围。特定的翻译文学作品的出现并非是盲目的、偶然的，而是有着历史的原因。在某段时期，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外国作家而不是那个外国作家，为什么出现的是这些汉译名著而不是那些汉译名著，都与这段时期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文学环境有关。一般来说，作家、翻译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的文学翻译活动，包括对外国作家的介绍、对外国作品的翻译、对外来文学名著的读解，都不是随意作出的，都取决于他们所处时代向他们的提问，他们的翻译活动是借助外来思想和文学对中国问题作出的一种回答，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要补充而出现和存在的。我们可以举歌德的例子来说明。中国文学界对德国文化巨人歌德的介绍和作品翻译，在近代就已开始，近代时期，马君武、苏曼殊等人就翻译过他的诗歌。此后，从王国维到鲁迅到陈独秀，从创造社到文学研究会，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新时期，对歌德的介绍以及作品翻译是从未间断过的。在20世纪的现代中国，“歌德热”不止一次的出现过，对歌德作品的重译、改编等不断在进行着。但是，“歌德热”的不断掀起，歌德作品的重复介绍和翻译，都显示了时代要求与歌德作品之间的呼应关系。学者、作家和翻译家对歌德作品的反复译介，对歌德的重要著作如《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不断重译，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与文学建设和发展的要求使然。例如，王国维在1904年写的《〈红楼梦〉评论》中，将曹雪芹的《红楼梦》与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称它们都是“宇宙之大著作”。王国维是从悲剧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这一角度来介绍歌德，并论中西两部文学巨著的，而他对西方悲剧观的引入显然成了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先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里，对歌德的《形蜕论》和《浮士德》大加称赞，歌德的著作成了他表达自己“立人”思想的重要文学例证。鲁迅的“立人”观念，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新时期以后，杨武能先生又重译了歌德全集，这是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适应了全球化语境下各民族文化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与相互补充的历史要求。从一百多年来的译介历史来看，中国对歌德的介绍和翻译都是出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建设的需要，不同时期对歌德文学世界的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观照折射的是那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思想状况、文化状况和文学发展状况，正如杨武能先生所说：“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两者走到了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和深远的影响。不只是中德或者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还有中德两国的文学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演变的历史，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了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中。”[7](P1)由此可见，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我们只有在考察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中才能给它以历史的定位，是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要求给了翻译文学必要的现实依据、历史依据和生存逻辑，抛开了现代文学这一重要的依附对象，翻译文学也就缺少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既然要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寻找翻译文学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么我们就要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在我看来，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与现代作家构成对话关系。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对话关系，是指翻译文学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观察世界的眼光、方法和思想，提供了审视社会和自我的哲学观和人生观，现代作家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翻译文学加以回应，对外国文学家提供的艺术摹本从思想观念到表现方法到情节结构和文学素材等进行吸纳、整合进而成功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对话关系的存在，使我们能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思考与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中，清楚地感受到一些外国作家对他们的影响和启迪，以及在这种影响和启迪下中国现代作家思想观念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在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例如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就是一位与中国现代作家展开了强烈的精神对话的文化巨人。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河南》月刊第二、三、七号上连续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中都提及易卜生，在前一篇里，鲁迅说易卜生是崇信个性解放的善斗的强者，“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慑之强者”。在后文中，他又称颂易卜生为捍卫真理的勇士，之所以写出《社会之敌》、《人民公敌》，是因为“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剧中主人公斯托克曼（斯多克芒）医生宣传科学，为民请愿，“死守真理，以拒庸医，终获群敌之谥”。五四时期的时代需要，使易卜生和他的戏剧作品受到格外的推崇。《新青年》1918年6月刊登“易卜生专号”，形成了易卜生介绍和翻译的热潮，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以及周瘦鹃、潘家洵对易卜生戏剧的翻译，一时间成为那个时代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和译著。潘家洵的《易卜生集》在1921年和1922年问世，更标志着易卜生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界对易卜生进行了及时的反馈，现代作家围绕易卜生文学思想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深入的反思，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作出了相应的反响。归纳起来，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引发了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激烈论争。第二、带来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热。在易卜生的影响下和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中，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五四作家通过大量的小说创作，来反映关于人生、恋爱、家庭、儿童和女性命运等五四时期人们面临的种种问题。第三、使五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类似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那样的“叛逆”女性。有代表性的如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曾玉英（熊佛西《新人的生活》）、吴芷芳（侯曜《弃妇》）、卓文君（郭沫若《卓文君》）、素心（欧阳予倩《泼妇》）、郑少梅（白薇《打出幽灵塔》）、蘩漪（曹禺《雷雨》）、子君（鲁迅《伤逝》）、梅行素（茅盾《虹》）等等。这些叛逆女性的出现，集中反映了五四作家对当时妇女命运的异常关切，也体现了易卜生的文学翻译对中国创作界的巨大影响，体现了中国作家与易卜生之间的对话关系。其次，与时代风潮构成呼应关系。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应有一时代之文学翻译，因此，只有同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同现代时期的时代环境构成了应和关系的汉译外国文学，才可能作为被认可的翻译文学载入历史名册。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矛盾和纷争的时代，随着传统价值体系的溃塌，人们渴望尽快觅得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念，而新的思想、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就必须别求于异邦，就必须发扬“拿来主义”的文化借鉴精神，通过借助翻译输入外来思想和文化，从而带来中国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思想启蒙是五四新文学的时代主题，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呼吁建设“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其后，文学研究会又积极倡导文学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为人生”理想的文学翻译自然才与时代合拍，只有在这一点上，茅盾才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生的缺陷呢？”[8](P231—232)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由易卜生激发的中国作家对当时中国妇女命运的探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易卜生翻译与“为人生”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契合。20年代时，郑振铎曾经指出，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必须考虑国内的具体情况，才会有力量，才能影响一国文学界的将来，因此他说：“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接触。”[9]郑振铎这段话中的第二点，实际上就是强调文学翻译要与时代密切关联。五四退潮之后，对俄国文学的译介逐渐取代西方近代文学而成为中国翻译的热点，别林斯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俄苏作家和理论家被相继介绍到中国，为什么中国翻译界对俄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