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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y) 。个案研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特点。比如我们研究学术史 ,个案就是一个个的人物和文本;人物和文本的研究是历史学的基础。我们评判一个历史研究者合格与否 ,首先不是看他是否写过通史 ,而是要看他对某个人物或文本是否做过精深的研究;然后看他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发展是否特别了解。假如一个史学家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研究作铺垫 ,一出手就是大部头的通史 ,那我们读他的作品时就得当心。而在语言教学领域 ,像在社会学上一样 ,个案就是个人 ,放大之后则是群体。研究的方式类似于医生处理病案 ,一个个案例地剖析 ,然后找出一些典型的案例 ,加以对比 ,从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一般说来 ,我们把特定的群体当作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处理 ,好像整个群体就是一个人。这种情况下我们突出的是类 ,是共性。但在针对群体的个案研究中 ,个性差异也是不可忽略的。个案研究需要说明类的共性和人的个性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群体性质 ,或具有群体所无的特征。
    第三 ,使用第一手材料。假如我们读了张三的文章 ,里面提到李四在某书里如何如何说 ,并且交代了出处 ,而我们现在自己要写文章 ,用得着李四的话 ,怎么办 ? 有几种办法。一种办法是 ,引了李四的话 ,却不说明是从张三的文章转引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人这样做;这是在取巧 ,不是诚实本分的学者行为。再一种办法是 ,从张三的书里引用李四的话 ,并且注明是根据张三转引的。这样做诚实倒是诚实了 ,可还是让人不放心 ,因为 ,万一张三引错了 ,我们却混不知晓 ,岂不是会以讹传讹 ? 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自己去把李四的书找来读 ,顺便也就可以核实张三的引文。据我的体会 ,错引的几率是相当高的。有人写博士论文 ,懒怠或疏忽到竟然根据现代人的著作来转引《文心雕龙》。经典著作岂是可以转引的 ? 无论如何必须亲自读。
     上面说的都是从事研究和写论文时应当注意的要领。但是 ,一篇论文究竟是否可取 ,还取决于其他因素 ,特别是立题是否新颖 ,见解是否独到。调查、统计、数字之类都是精善的手段 ,现代研究没有它们不行。但也有这样的可能:一项研究的手段、方法很好 ,程序也很规范 ,可是得出的结论却意思不大 ,只是重复了前人的观点 ,或者证明的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我曾经以 “吸烟有害健康” 的话题为例 ,来说明有的统计调查意义不大。如果我们现在设计一项调查 ,去证明吸烟有害健康 ,并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这应该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应当证明和探索的是 ,吸烟在哪些情况下特别有害 ,哪些情况下危害不大 ,甚至基本无害。即 ,要弄清楚吸烟与健康长寿之间的相关程度究竟有多大 ,烟雾和尼古丁对机体的影响受制于哪些因素。无论对于科学研究 ,还是对于社会生活 ,并不是所有的统计、所有的数字都有意义。一个研究者需要培养起一种能力或感觉 ,能够分辨一个数字什么时候有意义 ,什么时候没有意义。 ①刚才我们引了胡适的一句话: “科学的方法 ,说来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 ‘尊重事实 ,尊重证据’ ”,但是他接下来说的一句同样重要: “在应用上 ,科学的方法只不过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 ” 什么是 “大胆的假设” 呢 ? 以我们的例子来说 ,假定提出: “若在吸烟的同时进食某物 ,则无害于健康”,这个假设就够大胆的。但问题是 ,我们必须为这一惊世之论提供证明 ,而如果没法证明 ,没有事实的依据 ,它就是谬论一个。
     一句话 ,现代学术研究离不开实证法。实证法作为工具 ,本身是好的 ,但要用得是地方。有人写论文 ,做了统计分析 ,以证明:比起短的、简单的句子 ,长的、复杂的句子不易理解。这还用得着证明么 ? 还有人做调查 ,用数据来论证:在学外语的过程中 ,女生比男生更有耐心。这也同样不证自明。假如颠倒过来 ,男生比女生更有耐心 ,这世界恐怕就要不妙。林语堂曾说: “人生世上 ,最用得着一点常识 ,读书不可读昏了” ( 《从梁任公的腰说起》 ) 。在常识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 ,何苦去启动烦琐的程序 ?说了那么多 ,大家想必也已体会到:实证既是一种方法 ,也是一种精神或学风。实证法就是实学 — — — 实实在在的学问 ,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