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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赤” 的用频分别为 52 比10、 60比2。有了例证 ,并且辅以数字 ,所得的结论就比较详实 ,也比较可信。

     4 　一项学术史的个案研究

     第二项研究是两年前做的 ,跟中国近代学术史有关。说到近代学术史 ,大家可能知道梁启超有两部力作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他比较了中西学术的历程 ,看到中国传统学术(如经学、小学、史学、舆地、历算等)在清代进入前所未有的兴旺期 ,很像西方学术因文艺复兴而焕发了新气象。清代学术之所以隆盛 ,原因很多 ,其中的一个便是社会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梁启超就此写道:欲一国文化进展 ,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 ,无忧饥寒 ,然后能有余欲以从事于更高深的研究 ,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而前清乾嘉时代 ,则亦庶几矣②。    对梁启超的这一看法 ,后世学者有同意的 ,也有反对的;而无论同意还是反对 ,都可以举出有利于己方的例子。我在写《中西语言学史断代比较研究:17 — 19 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外研社2000) ,写到第六章 “清代语言学的社会背景” 时 ,也碰到了这一问题。当时的社会环境究竟有利于学术的发展 ,还是不利于其发展 ? 社会对学术是否重视 ? 学者的一般待遇如何 ? — — — 对这类问题应该从总体上把握 ,而不是只看一些孤立、零散的例子。也许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③。我从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 、王力著《中国语言学史》 (1981) 、何九盈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1995)三本书中取得清代小学家和经学家 95 人 ,其中 81 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所谓 “小学”,大抵相当于今天的语言文字学。在清代 ,小学与经学都是显学 ,两门学科的关系十分密切 ,小学家大都兼治经学 ,经学家也大都兼问小学;不仅如此 ,史学也往往由经学家和小学家兼做。小学、经学、史学等几门学问加起来 ,构成了清代学术的主体 ,所以 ,这里说的 81 位小学家可以视为清代人文学者群体的代表。     我们既然知道了这81 位学者的生卒年份 ,他们的平均寿命就是很容易算出的:67. 30岁。这个数字是怎样一个概念呢 ? 它的意义何在 ? 我们不妨拿它跟现代的数字做个比较。我曾经在报上读到这样一条消息: “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 23 岁 ,加上离退休人员 ,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只有 63. 33 岁 ,大大低于1990年北京市人均期望寿命 73 岁。 ” ④由此可见 ,上述81位清代学者的均寿是相当高的 ,甚至高过了现代。不过 ,起初我还有些怀疑 ,觉得这样的结果不大可能;又觉得 81 人的样本太小 ,恐不能说明问题。于是我又扩大范围 ,把《传统语言学辞典》 ⑤ 上立为条目、出生于 1600 — 1850 年间并且生卒年份可知的小学家悉数列出;除去上述 81 人后 ,计有234人 ,其平均寿命为 65. 38 岁。取两个样本的平均数 ,则得 66. 34 岁。至此 ,我想我们就不必再怀疑清代学者均寿之高了。而均寿这样高 ,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社会比较安定 ,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有保障。我们再来看几个数字:上述81 人中 ,多数参加过科举(87. 3 %强) ;其中进士、举人 57 人(60 %) ;孝廉、鸿博 9 人 ,诸生、贡生17人 ,这两类一共 26 人(27. 3 %强) 。另外 ,他们当中做官的很多 ,达 62 人;加上当幕僚的、应聘编校典籍的 ,或主讲书院的 7 人 ,合计占了72 %以上。这意味着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 ,至少没有柴米之忧 ,所以才有余力从事学术研究。那时很多知识分子把博取功名视为头等大事 ,坚定执著地参加科举考试 ,当然追求荣名是一个动机 ,但是经济上的考虑也很要紧。像清代哲学大家戴震(1723 - 1777) ,也是最有名望的小学家之一 ,先后六次参加会试(三年一度在京城举行的国家考试) ,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赴会试 ,他已52岁 ,还是乾隆皇帝特批 ,才让他跟贡士(国子监的学生)一起殿试 ,授予他 “赐同进士出身” (略等于现在的名誉博士) ,分配到翰林院供职。这时戴震才真正安定下来。可是 ,这一相对优裕的境遇他只享受了两年 ,就患病死了 ,这跟他先前奔波多年、旅次疲累 ,而又屡试不中 ,以至影响身心健康 ,恐怕不无关系。
     所以 ,我认为梁启超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虽然他只是凭印象下的结论。凭印象得出的结论 ,有可能是对的 ,也有可能是错的 ,不论怎样都需要验证 ,而验证就得用经验的材料和经验的方法 ,也就是实证法。在这方面 ,自然科学家可以为人文/语言学者提供一种研究的理念。 “物理学家的世界由数学求导和数学证明组成 ,它们导致一种理论的逻辑建构;物理学家的世界还由检验理论的实验数据组成 ,因为离开了实验数据一切理论便同样好 ,或者同样糟。 ” ①除了个别分支(如实验语音学) ,人文、语言科学一般说来做不到像物理学那样精确 ,但在可能的场合 ,不妨通过实验、利用数据来证明或证伪一种理论。

     5 　尾声

     在座诸位一定有研究语言的 ,或研究文化的 ,但多数人的研究领域想来是外语教学。领域虽然不一样 ,道理应该是一样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实证法 ,外语教学也不例外;有不少专门的书 ,告诉我们怎样做教学调查、统计分析等等。一篇探讨教学问题的论文 ,如果它举出的事实是确凿的 ,所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 ,它的结论是经过一定规模的调查得出的 ,并且有一些统计数字给以支持 ,那么 ,编辑看到它 ,第一个印象就是作者很认真 ,所做的工作详实可信。胡适有一回讲 ,科学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尊重事实 ,尊重证据” (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 。这么简简单单的事情 ,应该不难做到。值得庆幸的是 ,从许慎或者更早些起 ,一直到梁启超、胡适 ,在两千年来绵延不绝的中国学术史上 ,实事求是②、实学求是的风气从未失传;而且 ,这种传统跟近代西学注重经验事实和实验证据的取向基本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等书里 ,以及胡适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等文里 ,反复地说 ,中国古代学术自有一种科学的态度、认真的精神和严密的方法 ,只是这种优良的传统都被发扬在古籍的考证和历史的阐释上面 ,对自然关注得不够 ,久而久之中国的自然科学便落伍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 ,超出了这里讨论的范围。
     我们还是回到具体研究和论文写作上来。除了以上说的 ,还可以注意哪些事情呢 ? 一项研究或一篇论文 ,无论是谈教学的还是探讨语言或文化的 ,怎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实证的原则呢 ? 去年我为外研社《〈新编大学英语〉通讯》写过一篇短文 ,从杂志的角度谈到过几点 ,这里再略说一下。第一 ,题目小一些、具体些好。一篇论文争取讲一个小问题 ,或者谈一个大问题的某个方面 ,这样比较好把握 ,也说得透。要想面面俱到 ,就不是一篇论文能做到的 ,得写书。假如有人投来一篇文章 ,题目叫 “论中国英语教学” 或者 “中国英语教学面面观”,编辑大概不会细看 ,就给否了。 “论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这个题目仍然很大 ,像是一个报告的话题 ,而不像一篇论文的议题。把题目再缩小一些 ,变成 “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好多了。但还不够具体 ,不如改成 “论大英三、四年级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就是这样 ,恐怕也还嫌泛 ,还可缩小。当然 ,题目不管大还是小 ,最好是新的 ,别人没做过的。假如是全新的题目 ,那么 ,即使只是把素材摆出来 ,也会很有意思;方法粗糙些 ,结论仓促些 ,都可以原谅。但如果是一个老题目 ,就非得有新的、更完善的方法 ,立论也得格外当心。第二 ,做个案的研究(case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