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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哲学认识 ,以及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 ,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这里我想举两千年前的一个人和一本书为例。此人此书大家应该都知道的 ,那便是东汉许慎(约58 - 147)和他的《说文解字》。《说文》是中国的第一部母语字典 ,或者说是第一部解析字形、探考字源的专书 ,它在中国语言学和语文研究史上的意义早有定论 ,不必再说;而它之所以能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和经久的学术价值 ,正是因为当年它的作者具有相当自觉的实证意识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实证的方法。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 ,他考据文字的工作无论 “至于小大”,都 “信而有征” ;叙言的最后一句话是: “其于所不知 ,盖阙如也②。 ” 在《〈说文解字〉后叙》里 ,他称自己著述的原则之一是 “闻疑载疑” ③。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 ,称父亲秉承了 “圣人不空作 ,皆有依据” 的问学传统。所有这些都可以表明许慎实学求是的态度 ,而这样的一种态度或精神 ,是运用实证法的研究者必备的素质。由于具备了这一素质 ,并作了真确详实的研析考辨 ,许慎在《〈说文解字〉后叙》的开头便能够写出下面一段实实在在的、由五个数字构成的话:叙曰:此十四篇 ,五百四十部 ,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重一千一百六十三 ,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十四篇”,指《说文》全书分作 14 篇。 “五百四十部”,指把所收录的字按照 540 个部首分类(后来的字典所用的部首检字法 ,便由此而来) 。“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指《说文》中列作字条的字数 ,共计 9353 字 ,均为小篆。 “重一千一百六十三”,指重文(异体字) 。 “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指解释形义、说明读音的文字 ,总数为133 ,441字。每当我给学生讲起《说文》这部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名著 ,讲到这五个数字 ,便油然生出敬意。且不说许慎的研究自有一套方法 ,就看他把所析的字一一数过 ,把全书的字逐个统计 ,并精确到个位 ,便已让我们领教了一种认真的态度 ,展示了一种难得的精神 ! 以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来治学 ,所治的学问一定是实学。在许慎的时代 ,有相当多的学者在做着这种切切实实的学问 ,所以汉代的学术(这是 “汉学” 一词的本义)被后世赞为朴学 ,及至清代仍有大批的追随者。我只举一个例子。清人朱骏声在其著《说文通训定声》中 ,对许慎所收的9353字作了分类统计 ,得到以下结果:形声字　 7697个(约占82. 3 %)象形字　 364个(约占3. 9 %)会意字　 1167个(约占12. 4 %)指事字　 125个(约占1. 3 %)     我在这里列出这些数字 ,不是要讨论文字学的问题 ,而只是想借此说明中国传统学术可以引为自豪的实证法 ,以及这种方法的历史渊源。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如今仍有人以为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或象形 - 会意文字 ,而上列数字告诉我们 ,早在汉代(甚或更早)形声就已成为汉字的主要构造方式。假如没有这些数字 ,仅凭个人的印象和零散的例子 ,就不可能得出确凿可信的结论。

   3 　一项语言学的个案研究以上引述了古人运用实证法的例子。现在让我们来谈一点当代的学术。在这方面我想最好还是现身说法 ,用我自己的研究来说明实证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十余年前我做过一项关于汉语颜色词的研究①,所得的结论至今大都还能站住脚 ,原因之一就是运用了实证法。研究的目的是要用汉语颜色词的演变事实来验证颜色词的所谓 “普遍发生顺序” 。这一理论Brent Berlin 和 Paul K ay在 1969 年首先提出的 ,后来在 1978 年又有所补正。他们认为 ,世界各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 , “黑、白、红、黄、绿、蓝” 等等 ,哪个先出现哪个后出现 ,决定于某种普遍的规律 ,其次序也是有定的 ,用 Berlin 和 K ay(1969)的原图来表示就是:(1) 　(2) 　(3) 　(4) 　(5) 　(6) 　(7)
〔白〕〔黑〕 → 〔红〕〔绿〕 → 〔黄〕 g〔黄〕 → 〔绿〕 h〔蓝〕 → 〔棕〕 →〔紫〕〔粉红〕〔橙〕〔灰〕一共是11个基本颜色词(或者叫颜色范畴) ,分七个阶段出现:1)任何语言至少都有 “黑” “白” 两个基本颜色词;2)如果一种语言有三个基本颜色词 ,第三个出现的一定是 “红” ;3)如果一种语言有四个基本颜色词 ,这个词不是指“黄” 就是指 “绿” ;4)如果一种语言有五个基本颜色词,那么 “黄” 和 “绿” 就都有了;5)如果一种语言有六个基本颜色词,它一定有了 “蓝” ;6)如果一种语言有七个基本颜色词,新添的一定是 “棕” ;7)如果一种语言有八个或更多的基本颜色词 ,这第八个词可以是 “紫” 或 “粉红” ,也可以是 “橙” 或 “灰” 。我当时看到这个理论 ,便有疑问:汉语颜色词的发生顺序是这样的么 ? 两位美国学者倒也提到了汉语 ,把它看作第五个阶段的语言。可是现代汉语里的颜色表达非常丰富 ,赤橙黄绿青蓝紫 ,样样都有 ,为什么不归到第七个阶段呢 ? 更要紧的是 ,回到历史上 ,汉语的颜色词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过来的 ? 跟上述理论是否相符 ? 这就要求对汉语颜色词作一番历史的探考。于是我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开始 ,经周秦、汉晋南北朝、唐宋元明 ,一直到清代 ,对汉语单音颜色词的演变史作了系统的考察。整个过程只能略去不表 ,我们就来看考察的结果 ,证明有些汉语基本颜色词的演变事实跟“普遍发生顺序” 不符。比如 “蓝” 和 “褐”(指棕色) ,在汉语里出现得很晚 ,唐宋时才成为基本颜色词 ,而 “紫” 、 “红” (指粉红) 、 “灰” 则出现得很早 ,“紫” 和 “红” 在周秦时、 “灰” 在汉晋南北朝时都已有了。这样一来 ,次序就被打乱了 , “普遍发生顺序” 不能完全适用于汉语。我这样说当然有根据 ,是在查考了许多文献(经书、史书、杂著、诗词、小说、辞书等等)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另一方面 ,我在考察中也发现 ,过去语文书上对有些颜色词的意义或产生年代有误解。比如上古(三世纪以前)汉语里的 “苍”,有人以为是表示深蓝②;但碰到《秦风• 蒹葭》里的句子 “蒹葭苍苍”,这一释义就说不通。毛传的解释是:“苍苍 ,盛也”,这里的 “苍” 其实是指绿色 ,或绿色植物生意盎然的景象 ,这个意思在《说文》上就有: “苍 ,草色也。 ” 当然 ,像《王风• 黍离》里的一句 “悠悠苍天”,“苍” 无疑是指蓝色。所以 ,合理的释义应该是 ,“苍” 兼指绿、蓝二色。一个词兼指光谱上相邻的几种颜色 ,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再如 “红”,或以为它在上古只指浅红、粉红。 ③可是 , 《韩非子• 内储说下》里有这样一个句子: “奉炽炉 ,炭火尽赤红 ,而炙熟而发不烧. . . . . .桑炭炙之 ,肉红白而发不焦. . . . . . 。 ” 第一例 “赤红”,是说炭火颜色通红;第二例 “红白”,是说烤熟的肉 ,精肉呈红色 ,肥肉呈白色。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 ,“红” 已有泛指的红义。不过 ,像梁启超说的那样 ,“孤证不为定说”,需要有更多的例证。不论怎样 ,到了两汉时期 , “红” 泛指红色的用例就很多了 ,例如扬雄《法言• 吾子》 : “或问苍蝇红紫” ; 《汉书• 司马相如传》 : “发红华 ,垂朱荣。 ” 而且 “红颜” 、 “红粉” 、 “红妆” 等引申用法也出现了。因此 ,确切的说法应该是 ,本指浅红的 “红” 在战国末年已开始泛指红色;两汉时期 ,其泛指的红义逐渐排挤原有的浅红一义;到了唐宋 , “红” 已成为专指红色的基本颜色词了。杜甫《江畔独步寻花》里的用法: “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深红爱浅红 ?” 以及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卷十九里形容牡丹色有 “浅红” 而无“深红” 等 ,都是例证。另外 , “红” 作为泛指红色的名称 ,使用频率也超过了 “赤”,例如在《唐诗选》和《宋词选》 ① 中 ,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