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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illis Miller[5]阐明了人们对插图在叙述性文本中所起作用的看法,或是增强叙述的连贯性,或是打破这种连贯性。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插图可以直接明了地展示重要场景及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插图可以反映包括译者在内的改写者对原文的理解,但是也不排除改写者们利用插图的直观形象对读者的影响,以确保译文读者“正确地”解读。

1953年,《牛虻》中译本照搬了前苏联俄译本中添加的插图,一共有七幅,所展现的牛虻的形象从一个年轻气盛的青年学生,到悲痛欲绝的年轻人,再到奋勇当先的战士、面对敌人英勇不屈的英雄。通过精心的构图、明暗的对比,突出了牛虻战斗时一马当先,被捕后面对敌人大义凛然,在形象卑劣猥琐的敌人面前的光辉形象。插图这种非文字的高度浓缩的特点提升了牛虻的英雄形象,也符合当时中国文学界对英雄的定位。

(3)其它形式的改写

对1953年《牛虻》中译本其它形式的改写包括出版者的话、译者序,以及围绕译本进行的各种讨论、评论与宣传。为了保证广大民众正确解读《牛虻》,出版社添加了译自俄译本的该小说的故事梗概及前言,其中对主要人物进行详细介绍,对其形象已经有明确定位。译者序,以及小说出版后出现的大量讨论、评论、宣传在巩固牛虻“硬汉”风格的英雄形象上也是功不可没的。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改写的出现?从译者李俍民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间的讨论中可见一斑。[6]大多数的删节是出版社作出的,理由是那些表现宗教信仰及神秘现象的描述与社会主义的伦理教育不符,不利于教育年轻人。[7]中国青年出版社是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代言机构,它当时的使命是通过翻译作品输入净化过的革命英雄形象:坚定勇敢而且信仰无神论。因为当时的主流社会信仰无神论,这与牛虻后来的信仰一致,因此,牛虻早期对宗教的信仰,他对神秘现象的相信,以及他言谈中表露出的怯懦的一面,在出版社看来,有损英雄的光辉形象,从而削弱其教育意义,因此这些部分只能被删掉。正如Lefe-vere[8]所指出的那样,“在翻译的任何一个层面都可看到,语言方面的因素如果与意识形态及诗学方面的因素发生冲突,后者总是胜出”。

Lefevere还说,有双重因素的作用确保文学系统不与社会其它子系统脱节,一个是文学系统内部,主要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翻译等专业人士;另一个因素在文学系统之外,被称为“赞助人”,即“能够促进或妨碍文学阅读、创作以及改写的权威(包括个人或机构)”。赞助人通常更关注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而非其诗学特征。由此看来,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赞助人,努力执行当时“文艺服务于政治”的方针,积极为当时的政治宣传塑造“又红又专”、“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赞助人”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牛虻形象的“净化”及“扁形”化。

三、结　　论

被中国读者广泛接受的“牛虻”的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是译者的呈现、编辑的改写、相关的文学评论以及包括电影在内的其它各种宣传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几乎操纵着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一切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