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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用。但是那篇文章在我国译界的某些人看来，恐怕也难逃"空头理论文章"的"恶谥"，因为那篇文章的作者既没有管理过一个企业、乡镇、城市，也没有管理过国家的经历，更遑论有何"业绩"。套用到翻译界来的话，也即此人既没有翻译的实践，翻译水平也乏善可陈。但众所周知，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具体阐述如何管理厂矿企业，如何治理城市国家，但正是这篇文章改变了我们对向来深信不疑的"两个凡是"的盲从，从而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理论的认识作用及其巨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翻译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之相仿。譬如斯坦纳在《通天塔》一书中提出的"理解也是翻译"的观点，认为"每当我们读或听一段过去的话，无论是《圣经》里的'列维传'，还是去年出版的畅销书，我们都是在进行翻译。读者、演员、编辑都是过去的语言的翻译者。……总之，文学艺术的存在，一个社会的历史真实感，有赖于没完没了的同一语言内部的翻译，尽管我们往往并不意识到我们是在进行翻译。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我们的文明，就因为我们学会了翻译过去的东西。"这样的观点不仅扩大了、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再譬如近年来国内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对翻译进行的研究，也即译介学研究，虽然它主要不是立足于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它对文化意象的讨论对文学翻译还是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的），但它通过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分析，论证了翻译文学不等同于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翻译的相对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也极大地提高了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的地位。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上的第三个认识误区是，在谈到翻译理论或翻译学时，习惯于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从而忽视了理论的共通性。其实，理论，除了与意识形态、国家民族的社会体制有关的以外，通常都有其共通性。自然科学理论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也是如此。否则，如果一种语言就有一种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的话，那么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种语言，是否就会有成百上千种翻译理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当然不会否认，由于翻译时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同，因此各国、各民族的翻译必然会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这些特点更多地是反映在翻译的实践层面，或者部分地反映在应用性翻译理论上，而不是翻译的纯理论层面。譬如，你可以说，在特定的文艺作品中，把英文中的the Milky Way译成俄文很方便，因为可以照搬，而不会带来任何岐义，但把它译成中文就会使译者陷入两难境地：照搬英文译成"牛奶路"或"仙奶路"，会令读者感到困惑费解，而如果译成"银河"或"天河"，则又丧失了原文中的文化内涵。这里中文和俄文的翻译就显示出了各自的特点，但这仅仅是在实践层面上的一个个案。如果上升到理论层面，那么这些都属于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问题。其实，我们之所以反对在讨论翻译理论时片面强调"中国特色"或"自成体系"的提法，是因为我们担心这种提法很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或是因热衷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或是以"自成体系"为借口，盲目自大自满，于是把经验之谈人为地拔高成所谓的理论，从而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探讨。香港岭南大学的张南峰教授说得好，他认为，我国翻译研究界对西方许多译论，特别是新翻译理论并不熟悉，更谈不上在实践中运用和验证。中国翻译界所说的翻译理念，大多处在微观、具体操作层面上，是应用性理论而并非纯理论。"特色派"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片面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其后果就会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强化了民族偏见。ò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个人甚至以为，正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西方翻译研究才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才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我的这一观点正好在前不久一位名叫威利斯•巴恩斯通的美国教授所说的一段话中得到了印证。他说："在二十世纪之前，所有人，包括贝雷、多雷、查普曼、德莱顿、蒲伯、泰特勒、赫尔、施莱尔马赫还有那两个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不管他们谈翻译谈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讲的并不是翻译理论（尽管我们通常称之为理论），而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罢了。" 我很赞同巴恩斯通教授的观点，并且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的许多理论进展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譬如，当代西方的一些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还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等。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一大深化和进展，大大拓展了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再譬如，还有些学者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受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始注意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性质，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最本质的进展是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等等，这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最重要、最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鉴于此，德国功能学派的学者贾斯塔•霍尔兹-曼塔利（Justa Hulz Manttari）甚至不把翻译简单地称作为"翻译"（translation），而是用一个杜撰的、含义更为广泛的新词"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代替它，以表示各种各样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个词还不光局限于翻译、改编、编译，它甚至把与外来文化有关的编辑、查阅等行为也包括在内。在这种"行为"里，译者变得像是一个根据委托人要求设计"产品规范"（product specification）的专家，并生产符合接受者文化圈特定需要的"信息传递物"（message transmitter）。而译作也不再寻求与原文的等值，而只是一份能满足委托人需要的目的语文本。正如当代西方学者谢莉•西蒙所指出的："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How should we translate? What is a correct translation?）--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What do translation do? How do they circulate in the world and elicit response?）……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 今天，几乎世界上所有国际大师级的文化理论家，从德里达、福科，到埃科、斯皮瓦克等等，都在大谈特谈翻译，翻译不仅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而且也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众所注目的地步。这其中折射出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很值得我们国内翻译界深思。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内也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并且指出："目前中国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