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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能自给自足。在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中，交际的需要使一种语言与邻近的语言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从而使一个语言表达系统发生社会和风格变异，产生演变单位，经过协同变异后，生成适应新的社会地域条件的变项规则。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就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之后使用的语言变体。它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的事物，通过音译、译借以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词汇、句式和语篇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英语区别于中式英语(Chinese English，Chinglish)。后者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中国英语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来已有20多年了。当代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它属于规范英语、是可以被英语国家人们接受的。

国内“中国英语”研究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5年至1991年。在此期间“中国英语”的概念没有被明确，学者们研究它只是为了纠正“中国英语”与传统英语之间的偏差。国内最早是由葛传椝老先生在1980年《翻译通讯》里撰文提出：“无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但受时代的制约，这一学术观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英语”仍旧是语言习得错误的代名词。1989年孙骊在论文《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和英语在中国》，第一次从英语变体的角度考察英语在中国的现状，而同期的学者汪榕培也通过文章《“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第一次将“中国英语”与学习者语言习惯思维错误区分开来，论证了“中国英语”的存在，为研究这一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2001年。1993年李文中从学术方面划分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严格定义。1995年，张培成修订了中国英语的定义，而谢之君从文化冲突、语言交际的角度提出了定义的修改意见。但研究只是局限在少数学者之间，直到1998年之后，中国英语的研究成果被更多的研究者和刊物所接受。杜瑞清与姜亚军回顾了中国英语20年的发展历程，并对中国英语音位、词汇和语篇层面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展望。第三阶段是从2002年至今。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走出国门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需要让世界认识自己，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英语也就成了当仁不让的选择。戴炜栋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刊发的论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一条龙”体系》在外语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此后中国英语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主要关注在以下几个方面：（1）英语变体视角下的中国英语问题研究；（2）跨文化语言交际研究；（3）翻译方法研究；（4）语言思维研究；（5）母语负迁移研究；（6）英语教学研究。

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

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是语言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研究对象包括：（1）社会因素如民族、行业、阶层、环境、地域等对语言结构的影响；（2）社会因素对语言功能、语言地位的制约作用；（3）与语言使用有关的宏观问题，如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规范、语言教学、双语现象、双语教育；（4）由社会因素引起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如语言接触、语言影响、语言融合、混合语等；（5）个人因素对语言的影响，个人因素如职业、年龄、性别、文化、心理、性格、信仰等；（6）社会因素在语言上的种种反映，从语言变异看社会变异；（7）语言因素对社会因素的影响；（8）人们怎样在实际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和不同社会、社团使用语音的差别。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讲，语言的一个根本特性就是社会性，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语言的变异。所有被研究过的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语言变异。语言交际中语言变异现象非常普遍，它既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也是一种交际策略。语言变异，从宏观上说，指一个语言社区因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语言地区的语言状况发生了变化；从微观上说，指因为语言使用者的不同或场合、语境、话题的不同或语言表达目的不同等，以及对语码（code）选择的不同及语言风格的不同等，引起了语言变体。社会语言学家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指的就是由具备相同社会特征的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所普遍使用的某种语言表现形式。“语言变体”是一个内涵很宽泛的概念，大至一种语言的各种方言，小至一种方言中某一项语音、词汇或句法特征，只要有一定的社会分布的范围，就是一种语言变体。语言的变体受到很多复杂的因素制约，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域变体，指同一语言社团在不同区域的变体。由于地域的不同、各民族聚集地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差异甚大，同一语言在传播使用当中会发生某种变异；第二类是语言的社会变体，它与说话人的社会身份有关(比如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不同年龄、性别，乃至不同民族、种族在语言上都存在着差异；第三类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它与说话的对象、场合、语言表达形式有关，因而又形成了“语域”和“语体”两个新概念。语言变体由许多模糊的却又是根深蒂固的因素所决定，这此因素不仅有语音、词汇、语法方言等方面，也有社会、历史、文化方面。[1]

三、中国英语的社会语言学理据

（一）语言的变异促成中国英语的形成

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因受汉语言、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中介语变异体。中介语（interlanguage）理论是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外语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目标语规律所作的归纳与推论而产生的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它被看成是一个内在的语言系统，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学习者学习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向目标语的正确形式方面靠拢。同时中介语又是一个开放的语言系统，具有逐渐进化的特征，其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因为它受到母语和目标语的规则形式上的渗透，所以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语言系统，具有其自身的完整体系、规律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2]中国人在180多年的英语学习和使用历程中，由于中国特有的生活环境、思维方式、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与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不同，所以中介语受母语环境的渗透，产生中介语变异体，中国独特事物的英语表达法也就孕育而生。它和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西兰英语、印度英语、牙买加英语一样，是英语的国别变体。中国英语的很多表达法在国际交往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传播。语言变异包括两个方面，积极的方面是丰富语言表达力和适应语言交际需要。因此，人们在用英语交流的过程中，对于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就不必挖空心思去找对应的表达法，实际上也找不到。但可以不断创造并驾驭语言，以产生新的表达法，从而填补由于英汉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表达真空。这些新词、新表达法的产生不断满足了表达新鲜事物的需求，可以理解为语言变异的积极因素。金惠康认为：“中国英语”是“介绍华夏文明的桥梁”，能填补词汇空白、文化空白和中国意念的空白，能“借助汉语表达法、句法、修辞、篇章结构以及认知方式来表达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饮食习惯、民族风情风貌、人文地理和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种种中国讲法”。[3]中国英语词汇往往能折射出中国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例如，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词汇有Confucianism（儒家思想)、Four Books（《四书》)，而family contractresponsibility system（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knowledgeeconomy（知识经济)等词汇，又记载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图景。中国英语中还有一些词使用英语原词，但表达的却是中国特有的事物，如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